一九九八年九月下旬，秋意刚漫过汉城县的山峦，风里带着山野草木的清苦气息，也裹着我人生转折里最滚烫的一段记忆。我刚从清流学校改行，调进区计生办，人生第一次离开三尺讲台，一头扎进了从未接触过的人口工作里。领导安排我跟着科室的老同事，用一周时间上山下村，走遍辖区内最偏远最高的几个村组核查人口信息，这是我改行后的第一份实战任务，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远离妻儿，独自走进深山。
上山下村的日子，远比我想象的艰难。我们要去的村子，大多藏在深山褶皱里，没有通车的路，全靠双脚一步步爬。清晨天亮不久就出发，踩着露水遍布的山路，裤脚很快被打湿，黏在腿上，凉丝丝的。同行的都是计生办年轻的老同事，跟着车主任跑了多年基层，个个都是人口工作的行家里手。我刚从学校出来，对着一沓沓人口台账、育龄妇女信息册，只觉得眼花缭乱，那些专业术语、核查流程、统计口径，像天书一样难懂，更别说跟村里的干部、群众打交道了。
起初，我跟在同事身后，只会默默记录，不敢开口。村里的大叔大妈操着浓重的乡音，说话直来直去，我总怕说错话，惹得人家不高兴。王会计看出了我的局促，拍着我的肩膀说：“姚老师，群众工作没那么玄乎，你就把老百姓当自家人，真心实意听他们说，实实在在帮他们办，话糙理不糙，人家就信你。”老同事们也不嫌我笨，走到哪带到哪，教我看台账、核信息，教我怎么跟村民拉家常，怎么委婉询问人口情况，怎么耐心解释政策。每到一个村，她们先跟村干部唠几句家常，再顺理成章切入工作，村民们脸上没有抵触，反而笑着配合，递上一杯杯温热的山茶。
我跟着他们翻山越岭，走进一户户农家。土坯房里，炕头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摇篮里躺着嗷嗷待哺的婴儿，灶台上炖着玉米粥，烟火气裹着人间最朴实的温暖。我们坐在小板凳上，跟村干部一笔笔核对新生儿户口、育龄妇女婚育情况、流动人口信息，那些原本枯燥的数字，在一个个鲜活的家庭面前，突然有了温度。我慢慢放下拘谨，学着同事的样子，用最通俗的话跟村民交流，听他们讲家里的琐事，讲村里的变化，讲对政策的疑惑。当我能独立完成一户信息核查，当村民笑着跟我说“同志辛苦了”，当村干部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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