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最滚烫、最真诚的模样。
九八年的秋，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汉城的国庆节，本该是整座城市最热闹的时候，沿街的梧桐叶刚染上浅黄，主干道上彩旗猎猎，商铺门口挂起了红灯笼，玻璃橱窗上贴着喜庆的剪纸，空气里飘着糖炒栗子和碗儿糕的甜香，一派国泰民安的吉祥喜气。我抱着孩子，和朱玲在家门口的早餐店喝了碗热豆浆，吃了两根刚出锅的油条，想着趁着假日的清闲，上街走一走，感受一下这座城市难得的热闹。
我们沿着环城路慢慢走，阳光透过小椰蓉枝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肩头暖融融的。原本计划走到市中心的广场，看看节日里的文艺表演，可走着走着，离城区越来越远，渐渐靠近了城郊的化肥厂厂区。还没走到厂区大门，远远就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原本宽敞平整的水泥公路，此刻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拉了拉朱玲的手，放慢了脚步。
我们走近了才看清，公路上坐满了人，有做坐在凳子上的，有地上铺着报纸或塑料袋坐在地板上的。他们清一色都是化肥厂的职工，有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有面色憔悴的中年男女，还有几个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孩子，怯生生地靠在大人身边。人群前方，扯着几条醒目的红布横幅，上面用黄色的油漆写着大字——“我们要工作，全家要吃饭”。字迹不算工整，却带着一股沉甸甸的绝望与倔强，在秋日的风里微微晃动，像一根刺，扎进了这座城市节日的繁华里。
我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人群，目光扫过一张张疲惫的脸，竟在队伍前排看见了熟悉的身影——是朱玲的大哥，我的大舅哥。他坐在一张磨得发亮的独凳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有些乱，眉头紧锁，眼神里满是愁绪。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猛地抬起头，看见我和朱玲，连忙撑着独凳站起身，快步朝我们走来。
“你们怎么来了？”大舅哥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
我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心里一阵发酸，连忙问道：“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堵在公路上，不是办法啊。”
大舅哥叹了口气，重重地拍了拍公路边的护栏，语气里满是无奈与心酸：“还能是怎么回事？咱们汉城上千号人的化肥厂，就这样彻底破产了。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一夜之间全都失了业。厂里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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