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欢喜：“爽，你跟朱玲定亲的事，我跟你幺妹子、三哥、平儿还有老幺他们都说了，他们都高兴得很，一个个都要给你打电话祝寿呢！”
母亲的声音，像一股暖流，顺着听筒，淌进了我的心里。我离家在外教书，平日里很少回家，跟在外打拼的兄弟姐妹也联系得不多。他们大多分散在各地，幺妹子在新疆的连队安了家，老三和平儿在新疆的棉田里打工，老幺则去了广东的电子厂，各自为了生活奔波，平日里难得聚在一起。
“妈，他们都知道了？你这是用的哪个电话？马伏山不是没有安装电话吗？”我吃惊地问，心里的沉闷，消散了不少。
“可不是嘛！我用的是姚老板的电话，他教我打的，不用给钱的，以后再跟你说。”母亲的声音越说越热闹，“我跟他们说，朱玲是城里来的姑娘，还是汉城退休干部家的后代，人长得漂亮，性子又好，还跟你在一所学校教书，他们都羡慕坏了，说我养了个好儿子，有福气。幺妹子第一个就说，要给你寄点新疆的葡萄干和核桃，让朱玲尝尝鲜；老三和平儿说，要攒点钱，给你和朱玲随份子；老幺也说，等你们办婚礼，他一定赶回来，给你撑场面。”
我听着母亲絮絮叨叨的话，嘴角忍不住上扬。平日里，兄弟姐妹各自忙碌，难得有这样的热闹，一想到他们都记挂着我，记挂着我和朱玲的婚事，心里就暖暖的。
“对了，爽，”母亲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他们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让你定个时间，他们尽量都回来。幺妹子说，最好定在春节期间，那时候大家都放假，不影响工作，也能好好聚一聚。你跟朱玲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
挂了电话，我踩着夜色，慢慢走回顶楼。月光洒在走廊的水泥地上，映出我长长的影子。朱玲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毛线活，坐在床边等我，手里拿着一件小小的婴儿肚兜——那是她偷偷绣的，白底红花，针脚细密。看见我回来，她眼里带着一丝疑惑：“是谁打来的电话？这么晚了。”
“是我妈，”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脸上带着笑意，“我跟你定亲的事，我那些在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了，他们都很高兴，还要给咱们打电话祝寿，问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
朱玲的脸颊微微一红，眼里闪过一丝欢喜，随即又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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