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与尊严。可万历皇帝身为一国之君，手握天下最高权力，面对这样的羞辱，却只能忍气吞声。他实在气不过时，也仅仅是将雒于仁革职为民，便再无进一步的惩处。
为何万历皇帝会如此“宽容”？并非他脾气好，而是在整个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敢对言官下狠手，永乐皇帝朱棣敢将顶撞自己的方孝孺株连九族之外，后续的历任皇帝，几乎没有谁敢因为言论问题而杀戮官员。“杀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愿意背负的罪名，因为这会被视为“昏君”的标志，遭到后世的唾骂。也正是这种对言官的过度“保护”，成为了明朝言官弹劾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他们深知，即便自己言辞过激，甚至造谣中伤，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革职为民，无需付出生命代价，如此一来，便愈发肆无忌惮。
言官们往往以朝廷“清流”自居，自认为是圣训国法、纲常伦理、道德公义的唯一掌握者。所以他们在发表言论时，总是理直气壮，摆出一副公道正派、大义凛然的姿态，仿佛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可若是仔细研究明朝历史上的一些弹劾案例，我们便会发现，并非所有言官的弹劾，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于公理与道德的考量。
有些言官，或许不贪财色，不谋富贵，但他们却极度贪恋名气、名声、名望。在他们眼中，“名”与“利”是对等的，“名”虽然是无形的资产，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巨大利益。这种对“名”的刻意追求、肆意追逐，其本质与贪财贪色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贪婪。
为了求名、出名，言官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小儿科；他们公认且一贯奉行的风格是：事有唯恐不骇人听闻，立论唯恐不偏执极端，言辞唯恐不夸张激烈。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弹劾会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自己的纠察能不能帮助延续国运、匡扶正义。他们追求的，只是“一骂成名天下知”的效果。最好能因为“骂”而身死，这样便能万古流芳，成就保质期更长、收益期更久的“美名”。
更有甚者，一些言官的动机极为阴暗。他们将“骂”这种舆论监督手段，当作了政治斗争、势力博弈的武器。通过对朝臣、甚至皇帝进行无限制的攻击，来提高整个言官群体的政治分量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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