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不苟，脸色却比往日苍白，眼底有抹不去的倦意。宋母离开营部之后，她像是被抽去了生气。
她没有变化，依旧按时巡诊、写简报、整理药材，话却少了，笑也淡了。
郭庆仪和周红梅都看在眼里，却不敢问。
她们猜到了，也知道，有些痛，不是安慰能解的。
同时，营部开始传新任营长要来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紧张。
“新来的领导，是什么背景？”
“听说新来的营长是从师政治部下来的……”
“政治部下来的……”有人喃喃，“那不是专门管‘思想问题’的？”
还没等大家议论出个结果，
新任营长很快到任，姓陈，四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笑容温和。
新任营长陈新安到任第三天，就在全营大会上宣布：“思想不牢，地动山摇。今后，政治学习列为头等任务。”
从此，每天清晨出工前，必须集体学习红宝书两小时。天还黑着，寒气刺骨，战士和知青们裹着棉袄，在操场上列队，每个人手里握着一本红宝书，
学习由新任营长亲自主持，他站在台前，念着书里的语录，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很漫长。
谁也不许打盹、念错字，相互之间揭发举报。大家都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晚饭后，还要组织“晚间思悟会”，每人要写五百字思想感悟，由小组长收齐上报；
生产任务被挪到了角落。
麦田荒了半垄，羊群瘦了一圈，可没人敢提。
谁要是说一句“地再不种就误农时了”，立刻有人冷冷接话：“思想不过硬，种地也长不出好庄稼。”
食堂的墙报也换了。原先贴着防疫知识、生产标兵照片和知青学习心得的版面，一夜之间被撕去，换上了几幅新刷的标语：
“提高警惕，严守纪律！”
“思想不纯，寸步难行！”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容半点杂音！”
整个营部像被罩进一口铁锅，闷热、压抑、无声无息地沸腾。
大家被迫改变。
说话前先看四周，走路时低头贴墙，连咳嗽都憋着。从前见面热情招呼“吃了吗”，现在只敢点头示意，眼神一碰就闪开。
玩笑没了，歌声没了，连孩子在院子里跑跳，都被大人厉声喝止。
冯所长是最先嗅到风向的人。
他在卫生所立刻响应“政治挂帅”，腾出诊疗室的一半空间，办起“思想学习班”，墙上挂起领袖语录，桌上摆满文件汇编。
晨会不再是分配任务，而是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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