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的明天。
没有人会欢迎他们。本地的实权人物不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推动的任何一项变革都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阻碍已经积累的巨额财富的大亨们在那惊人的数字上多添加几笔不起眼的额度；当地的居民不欢迎他们，居民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把他们和本地的军阀或是其他祸害公民的家伙看成一类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缺乏打击敌人的力量。一切斗争都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只要其中一方先不择手段地将对抗升级，其对手就有了绝佳的接口。
连吴苏拉都不建议他留在北方监督改造工作的进行，而是希望桑松尽快地回到新加坡向韩处安复命。土生土长的东盟军少将对桑松说，兴亚会控制不到的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纠葛太深，仅凭桑松所代表着的兴亚会中具有最坚决的革新意愿的一派人马，不能与之较量。相反，若是桑松回到新加坡并取得韩处安的信任、掌握更多的权力，说不定还有和对方分高下的机会。
这种话在桑松听来格外刺耳，仿佛是对方刻意地怀疑他的能力。
“过去的十几年里，你们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用尽了手段和东盟军对抗、争夺权力、争夺公民的支持，这才有了韩议长的胜利。”桑松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红茶，他不太喜欢这些据说由某个已经灭亡的欧洲国家传来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的个人喜好与之相左，另一部分则是他过去的生活中没有这种虚伪的社交活动的影子，“我……说得好听，是你们在理论上的指导者，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就是躲在大学里教书。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桑松啊，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吴苏拉拍了拍胸膛，向沙发后方挪动身躯，避开刚才直刺双目的阳光，“想让我们的东盟、亚洲的各民族强大起来，这也是我的想法，谁都希望看到更繁荣的家乡。你听我一句劝，你在新加坡发挥的作用比留在这里和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农民一起生活的作用更大。改变历史的是谁啊？是这些个连自己的性命都把握不住的穷人吗？”他指了指桑松，又指了指自己，“是咱们这样的人，还有韩议长这样的领袖。”
显然，吴苏拉劝桑松离开不是由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动机，而是真心地以为桑松的战场不在这里。桑松明白了对方的想法，这位在大学城中同样练就了一身本事的学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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