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马上回答。他看着段平安，看了几秒钟，然后说：“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二十多年了，他们应该知道真相，应该拿到赔偿，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如果媒体先把事情炒起来，舆论压力会让程序走样，到时候上面为了平息舆论可能会草草结案，给他们每家发一笔钱了事，再道个歉，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但真相会过去吗？不会。程序正义比舆论正义更持久。我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调查，不是一个热闹的头条。所以你不用谢我，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那些死了十四个人却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矿工。”
段平安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看着手铐中间那截断掉的小指，然后慢慢地、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你、你比我更、更懂正义。”他说，“我在政法系统干、干了二十年，一直以为自、自己懂法，其实不、不懂。”
他说完这句话，抬起头，眼睛里的东西变了。不是刚才那种带着笑意的从容，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像是湖水退潮之后露出的干涸湖底一样的平静。
“我、我有东西交、交给你。”
他从外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但保存得很平整。他把信封放在桌面上，用被铐住的双手推给李威。李威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矿工安全培训合格证，纸质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合格证上的照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皮肤黝黑，颧骨突出，眼睛很亮，笑得很憨厚，露出一口白牙。
“他、他叫周永福，”段平安说，“金、金窟山矿难的十、十四个人之一。这张证、证是从他尸体上找到的，一直在我这、这里，二十多年了。我、我本来想留着，提醒自己是从哪、哪里来的。现在不、不需要了。”
李威低头看着那张合格证，看了很久，然后把它重新折好装进信封：“我会把它交给周永福的家人。”
“谢、谢谢。”
段平安说完这两个字，往椅背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出得很长，很长，像是憋了二十多年，终于能呼出来了。他闭上眼睛，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安详得像一个终于卸下了所有包袱的人。
“走、走吧，”他说，“我没什么要、要说的了。剩下的话，我在法、法庭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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