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考虑过，让宋良侧面打听过，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三家企业的行业不同、总部所在地不同、投资规模也不同，如果有人在背后统一施压，那这个人的能量就太大了。再说了，我们凌平又不是什么一线城市，犯不着有人花这么大代价来针对我们。”
李威没有说话，脑子里在快速地转着。四个月，二十多轮谈判，条件已经给到了政策上限，对方态度一直很好但就是拖着不签——这种反常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解释。
“这三家企业，”李威开口了，“最早是谁引进的？最初的接触渠道是什么？”
夏国华想了想，“精密模具那家好像是去年省里的招商会上对接上的，新能源汽车那家是通过省工信厅的一个处长介绍的，生物医药那家是主动找上门的。三家渠道不一样，时间也差了大概两个月，但最后都集中在今年八九月份开始密集谈判，然后就卡住了。”
“八九月份，”李威重复了一下这个时间点，“吴刚是九月中旬被留置的。”
夏国华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听出了李威话里的潜台词。
“你是说，可能跟吴刚案有关？”
“不一定，但时间点太巧了，三家企业从不同渠道来，在不同时间点开始接触，最终却在同一个时间段卡住。吴刚是九月中旬被留置，如果这三家企业在接触过程中跟吴刚或者他牵涉的人有过某种关联，吴刚一出事，企业那边就会产生顾虑，担心被牵连或者担心之前的承诺兑现不了，于是就采取观望态度，不说不来，也不说马上来，就这么拖着。”
夏国华靠在沙发背上，手指在扶手上无意识地敲了几下，眉头紧锁。
“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他说，“如果企业是因为吴刚才犹豫的，那吴刚被抓之后我们应该主动去澄清、去切割、去重新建立信任。这个工作宋良做没做？肯定做了。我跟宋良说过，要跟企业讲清楚，吴刚的个人问题不影响凌平市的整体投资环境，省里对凌平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市里对企业的承诺都会兑现。该说的话都说到了，企业也点头表示理解，但就是不签。”
“那就说明问题不在吴刚身上，或者说，不只在吴刚身上。”李威说，“夏书记，这件事您交给我，我亲自去高新区跑一趟，跟宋良聊聊，再去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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