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家的客厅不大，茶几上搁着一杯凉透了的茶，茶叶沉在杯底，像一群溺水的蚂蚁。他坐在沙发角落里，背驼得厉害，才几天工夫，人就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下去，颧骨支出来，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吸干了水分。
买家峻进门的时候，韦伯仁下意识地站起来，又不知道站直了该干什么，就那么半弯着腰，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芦苇。常军仁跟在后头，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墙上挂着一幅仿董其昌的山水，赝品，挂得歪歪扭扭；电视柜上搁着半瓶二锅头，瓶盖没拧，酒气混着烟味，把整间屋子泡成了一坛隔夜的卤水。
“坐。”韦伯仁指着沙发，声音干巴巴的，“买主任、常部长，这么晚了——”
“知道这么晚了，就别客套。”常军仁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来，开门见山，“你说要见我们，说吧。”
韦伯仁看了一眼门口。买家峻会意，回头对小胡说了句“你到车上等”，小胡应声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门锁咔嗒一声扣上的时候，韦伯仁的肩膀明显抖了一下，像那声响不是从门上发出来的，而是从他骨头里。
客厅安静下来。楼上谁家在放电视，声音隔着楼板传下来，闷闷的，播的是晚间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某地重大项目开工的消息，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嘲讽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一切。
“买主任，”韦伯仁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
“如果我全部交代了，能保我老婆孩子不受牵连吗？”
买家峻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韦伯仁的眼睛——不是那种官场对视的打量，而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的注视。韦伯仁的眼睛里没有狡黠，没有算计，只有一种被恐惧浸泡过的疲惫，像是溺水的人最后一次浮出水面。
“你老婆在哪儿？”买家峻问。
“在娘家。上周就送走了。”韦伯仁低下头，使劲搓着手背上的一个疤，“我儿子今年高考。房明哲上周给我打电话，说他手里有份文件，上面有我的签字，如果这份文件被公开，不光我完了，我儿子的政审也过不了。”
“什么文件？”
“一张借条。”韦伯仁从茶几底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来。纸是普通的A4纸，上面用圆珠笔写了几行字，笔迹潦草，但内容却清清楚楚：今借到解迎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年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用于新城安置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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