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笔写着两个字：罪证。
两个字，歪歪扭扭的，却比任何书法作品都沉重。他把它放进口袋，和那张借条放在一起。口袋鼓起来一块，像是揣了一块石头。
“还有一件事。”韦伯仁忽然抓住买家峻的袖子，“房明哲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省里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名字，房明哲管他叫‘老领导’。解宝华有一次喝多了，漏过一句，说新城的事，最终拍板的不是房明哲，是‘老领导’。”
常军仁坐直了身体。
“老领导？他有没有说过具体是什么职务？”
“没有。解宝华酒醒之后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再也不提了。但我记下了他说那句话的时间和地点——今年三月十二号晚上，云顶阁三楼最里头那个包间。那天房明哲不在，只有解宝华、解迎宾，还有杨树鹏。”
买家峻把这条信息记在笔记本上，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在写碑文。他的笔尖在“老领导”三个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横线，又画了一道，一共画了三道，每一道都深得透过了纸背。
窗外的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框嗡嗡作响。天气预报说今晚有暴雨，空气里已经开始有了雨腥味，湿湿的，带着泥土和柏油混合的气息。买家峻站起来，走到韦伯仁面前，低头看着他。韦伯仁坐在沙发上，仰着脸，灯光从头顶打下来，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一道一道的，像干涸的河床。
“韦主任，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足够把你从现职上拿下来。你自己清楚这一点。你为什么还要说？”
韦伯仁沉默了很久。楼上那家的电视关掉了，四周一下子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咔嗒咔嗒，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敲桌面。
“我儿子今年十八岁。”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出奇，“他前两天问我，爸，你们单位那个安置房什么时候建好啊？我同学家就住在过渡房里，冬天冷得要命。我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我跟他说快了快了。他问我快了是多久。我说不上来。那天晚上我站在他房门口，看着他做题的背影，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当官，当得太脏了。我可以脏，可我儿子不能脏。我得在他高考之前，把该还的账还了。”
买家峻没有说话。他把手放在韦伯仁肩膀上，用力按了一下。这一下，不是领导对下属的安抚，也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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