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他的哥哥江一帆，那个曾经满怀理想投身革命的青年，在“二二八事件”后的清乡行动中，因为私下放走两名疑似“**分子”的村民，被宪兵队当场击毙。尸体送回老家时，母亲哭瞎了一只眼睛。
而击毙哥哥的宪兵队长，第二年就因“肃清有功”晋升少校，现在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每天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
从那时起，江一苇就知道，在这个岛上，所谓的“忠党爱国”不过是屠杀同胞的借口，所谓的“反对地下党复国”不过是维持特权的手段。
他加入军情局，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铁饭碗。他努力工作，不是想升官发财，只是想让老家的母亲和妹妹能够活下去。
直到一年前，他在整理“二二八事件”的封存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名单——那些被秘密处决的“**嫌疑分子”中，有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有他哥哥生前的挚友，有他老家隔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都死了，死在“忠党爱国”的枪口下。
而他们的罪名，大多只是“思想左倾”、“同情**”、“散布不当言论”。
那天晚上，江一苇在档案室里待到凌晨。他一份份地翻阅那些泛黄的卷宗，看着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读着一行行冰冷的“处决记录”，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裂、重组。
离开档案室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淡水河边，看着对岸灰蒙蒙的观音山，突然想起哥哥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一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在错误的路上，要有勇气回头。”
可是回头，谈何容易。
他已经在军情局工作了两年，经手过无数机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思想动摇”的迹象，魏正宏会第一个把他送进审讯室。
他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系统中，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像走钢丝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直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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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夜接头
那天是1953年9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江一苇加班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是魏正宏从家里打来的：
“一苇，我书房左手边第二个书架的《古文观止》里，夹着一份‘高雄港务稽查报告’，你马上给我送到家里来。现在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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