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台北的雨季来得格外早。
大稻埕街头的“文彬颜料行”已经开业三个月，门面不大，两层木结构老屋，一楼柜台陈列着各色矿物颜料，二楼是仓库兼账房。林默涵——现在化名陈文彬——坐在柜台后打着算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目光平静地扫过门外湿漉漉的街景。
“老板，有没有赭石？”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推门进来，雨水顺着油纸伞滴在青石门槛上。
“有，福建来的上等货。”林默涵起身，从货架第二排第三个罐子里舀出一小勺赭红色粉末，倒在油纸上，“您看看成色。”
中年人凑近闻了闻，压低声音：“花莲港的鱼，明天凌晨上岸。”
“几筐？”
“三筐。一筐青花，两筐石斑。”
林默涵心头一紧。这是约定的暗语——花莲港明晨有三艘舰艇进港，一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他不动声色地将赭石包好：“承惠五十元。”
“贵了。”中年人摇头。
“这是海货，运费高。”林默涵说着，手指在柜台上轻敲三下——情报收到，速离。
中年人付了钱，撑着伞消失在雨幕中。林默涵将“今日盘点”的木牌挂到门外，关上店门。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蹲下身检查门槛——没有新划痕，没有石灰印记，门缝里也没有多出来的纸片。
安全。
但他不敢掉以轻心。从高雄逃到台北已经半年，魏正宏的通缉令虽然撤了，可军情局第三处的眼线无处不在。就在上周，街口卖豆花的阿婆突然换了人，新来的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手脚麻利，但眼神总往颜料行瞟。
林默涵锁好门，上楼。二楼窗边架着一台高倍望远镜，对准斜对面“永和茶行”的二楼窗户——那是苏曼卿新设的观察点。窗帘半开，窗台上摆着一盆栀子花，花盆朝左倾斜十五度。
安全信号。
他松了口气，走到墙角的矮柜前。柜子看起来是普通的储物柜，实则暗藏机关——按下第三块木板的右下角，再向左推，柜子内壁滑开，露出一个三十公分见方的暗格。里面整齐码放着发报机零件、微缩胶卷显影设备，还有一叠用油纸包着的文件。
最上面是一张照片，已经泛黄。六岁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个布娃娃，笑得眼睛弯弯。照片背面是娟秀的小楷：
“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摄于一九五一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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