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2日，澳门，葡京酒店顶层的套房内。
窗帘紧闭，隔绝了南中国海炽热刺眼的阳光。房间里的冷气开得很足，带着一股消毒水与高级香水混合的、令人窒息的味道。林默涵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不再是那个在高雄港意气风发的“沈墨”，也不是大稻埕低调谨慎的“陈文彬”。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廉价便装，左肩缠着厚厚的绷带，脸色是一种长期不见天日的灰败。
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个小小的、黑色的塑料盒子上。那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此刻正静静地躺着，像一只蛰伏的毒虫。
三天前，他在松山机场的雨夜里倒下，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组织没有放弃他。他们在最后一刻，用另一种方式，将他换了回来。用两名被俘的台湾中级军官，交换包括他在内的三名重伤特工。他是在担架上，被人抬过金门海峡，抬进澳门的。
身体上的伤痛可以用药物麻醉，但心里的空洞却无法填补。陈明月死了，苏曼卿死了，江一苇死了。那些鲜活的面孔，那个雨夜山洞里未尽的告白，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去。他像个游魂，被硬生生拽回了人间，却发现人间早已物是人非。
“吱呀”一声，套房的门被推开。负责接应他的交通员老何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袋热腾腾的点心和当天的报纸。老何是个面色红润的中年人，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茶楼老板，但林默涵知道，他是这条线上最老练的“摆渡人”。
“默涵同志，吃点东西吧。”老何把点心放在桌上，声音温和，“医生说你还得静养，伤口不能碰水。”
林默涵没有动。他的视线依旧死死地盯着那个收音机。
老何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叹了口气，走过去打开了收音机。滋滋的电流声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响，过了一会儿，一个略显生硬的普通话女声开始播报新闻。
“……台湾当局今日再次发表声明，谴责我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关于上月发生的松山机场骚乱事件，警方表示已抓获数名可疑分子，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听到“松山机场”几个字，林默涵的身体几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他猛地抬起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报纸呢？”
老何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报纸递给了他。那是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国际版的一角，有一则不起眼的简讯：
【台北讯】上月下旬，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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