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舔舐着他手指的倒影。第二页。他忽然觉得这火像极了五年前的南京秋天。1947年他在南京被捕，审讯室里只有一盏灯，审讯官坐在灯后，看不清脸，只听见声音：“你不说，明天你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你女儿的襁褓里。”当时他笑了，心想，我连襁褓长什么样都忘了。可他没忘。后来他被释放了，证据不足。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太阳很大，他站在看守所门口，忽然蹲下来哭了，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不是因为别的。他这么对自己说。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女儿在他被捕期间发了一场高烧，差点没救过来，妻子跪在医院走廊里，把家里最后一只镯子塞给了药房的人。这些事没有人告诉他，是他后来自己打听到的。他知道的时候，女儿已经两岁了，会说“爸爸”两个字了，但他没听过。
第三页密码在火盆里蜷曲，化作灰烬。火灭了，只剩下一缕青烟，呛得他眼眶发酸。阁楼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暴雨声，和偶尔从门缝里漏进来的、伙计们分月饼的笑声。笑声很轻，很快被雨声盖过，像石沉大海。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1934年的秋天，他八岁。那年家乡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父亲带着他和妹妹逃荒到省城投奔亲戚。走到半路，妹妹饿得走不动了，父亲把她放在一棵槐树下，说哥哥去给你找吃的，你在这里等着。等他和父亲揣着讨来的半块红薯回到槐树下，树还在，妹妹不见了。他找了整条街，喊哑了嗓子，妹妹像一滴水蒸发在烈日下。从那天起他就知道，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后来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因为有一天在部队里，他看到一个女兵给村里的孩子发馒头。那个女兵蹲下来，用袖子擦孩子的脸，笑起来的眼睛像极了他妹妹。他想，如果能守住这个笑容，这辈子也不算白活。这些年他用过许多化名，编造过数不清的掩护经历，沈墨只是其中之一——一个福建侨商，读过早稻田，死了父母，无牵无挂。他每天把这个人的表情挂在脸上，从早到晚，像戴着一张精致的面具。偶尔半夜醒来，忽然听到自己用沈墨的语气说了一句梦话，后背全是冷汗。
门开了。
不是楼下的大门，是阁楼的门。陈明月站在门口，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发梢上的雨水顺着脖颈流进领口。她手里提着一双高跟鞋，赤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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