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跟严主任约定的时间，王宇提前来到学校实验室一个安静的角落。
检查好手机电量、信号，将准备好的问题和笔记本放在手边，然后深吸一口气，静待电话响起。
三点整，手机屏幕上准时挑出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王宇定了定神，接通了电话：“喂，您好，我是王宇。”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王宇同学，你好，我是严明。”
“严主任，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王宇立刻坐直身体，语气恭敬。
“不必客气。陈教授跟我提过你，说你很踏实，肯钻研。”
“你的邮件我也看了，问题提的有针对性，看得出是下功夫思考过的。”严主任开门见山，语速不快：“我们时间有限，就直入主题吧。你第一个问题，关于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初步判断是否启动深度检验..这在基层确实是现实难题。”
严主任没有给出教科书式的答案，而是分享了几点心得。
“第一，永远不要轻视现场初勘和首次尸表检验时发现的任何不对劲，哪怕它很细微。比如损伤形态与家属描述的高度不符，尸体姿态与现场环境的矛盾，微量不常见的物质残留等等...这些不对劲是警报。”
“第二，要重视非医学信息。家属、邻居、社区人员的陈述、情绪反应、人际关系的历史，这些都可能提供线索。法医不是孤立的技术员，要学着把医学发现放在社会关系网格里看。”
“第三，在权限和条件允许范围内，尽量保留更全面的检材和影响资料，哪怕当时觉得用不上。很多翻案的关键，就藏在当初认为无关紧要的样本里。”
王宇认真倾听，手指飞快记录着。
这些来自一线顶尖专家的经验之谈，比他看多少文献都来的珍贵。
王宇也没有浪费时间，在严主任说完后，他立马提出了关于多学科协作和旧案复查的问题。
严主任的解答同样务实深刻。
比如除了关注当时可能忽略的物证，更要重新审视最初的侦查方向和假设。
时过境迁，人的记忆、关系可能变化，但有些物质证据沉默的特性没变。
有时候，用新的技术手段去检测旧的、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分析的检材，反而可能有意外发现。
当然，这需要制度支持和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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