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张文涛身体好转后，李茂便和他开始全力奔波铺面之事。
但确实如意料中那样一般，阻力颇多，王明远最终还是写了信，让狗娃送到了季师兄的府上。
得到季师兄的帮助，情况很快就大为改观。
最终，在季师兄派来的老管家“不经意”的陪同下，李茂他们以相对公道的价格，在一条人流尚可、靠近书院学子常去的城内街市地段，定下了一个不大但还算规整的铺面。
来自长安的茶货也不出所料很快到了湘江府，于是，万事俱备，就只等店铺装修开业了。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学业上的压力却从未减轻。
岳麓书院的课业日益繁重，经义注疏越挖越深，策论题目越发刁钻务实，六艺课程也占去不少精力。
这日午后，他终于收到了来自长安的两封书信。一封是柳教谕的，另一封则是师父崔知府的。
这两封信的内容，都指向了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举本经的选择，也是他上次写信中着重提到需要两位建议的。
王明远其实自己也早已反复思量过此事，结合自身情况和大雍科举的现状，他内心已隐隐有所倾向。
大雍科举，选择《诗经》作为本经的考生最多，约占四成。《诗经》文辞优美，发挥空间大，易出彩，但也竞争极其惨烈，需要极高的文学天赋和背诵功底。
选择《易经》和《尚书》的次之，合计约占五成。《易经》玄奥，重在哲理思辨；《尚书》重在训诂考据和历史掌故，这两经都需要下死功夫钻研。
而选择《礼记》和《春秋》的考生最少，加起来也不过一成。《礼记》制度繁琐，《春秋》微言大义，需要极强的逻辑分析和史料驾驭能力，主要是因为这两本所需要参考学习的其他名著比于其他三本，更是多了好几倍。所以极为枯燥艰苦，常人难以坚持。
但王明远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他因为前世经历的影响，思维偏重逻辑和务实，文学上的浪漫发散并非最强项。
死记硬背他不怕，但和那些自幼浸-淫诗书的江南才子比拼《诗经》，他并无绝对把握，《易经》的玄奥哲理也非他所长。
反倒是《尚书》和《春秋》，更注重对文本的理解、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洞察评判，这更契合他的思维模式。
尤其是《春秋》，看似只是编年史记录，实则字字褒贬，蕴含着深刻的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评判，非常考验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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