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后入宫为后；东汉时期的蔡文姬，先嫁卫仲道，后被匈奴掳走，嫁左贤王，归汉后又嫁董祀，仍被视为才女。这说明，宣帝时期的贞节奖励，更多是一种“道德倡导”，尚未形成强制的法律约束与社会压力。
然而，宣帝的这一举措，却为后世贞节观念的强化打开了缺口。自东汉开始，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固化（如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官方对贞节的表彰日益频繁；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贞节观念推向极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明清时期，官方更通过设立“贞节牌坊”、颁布《列女传》等方式，强制推行贞节观念，无数妇女因此失去婚姻自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汉宣帝“赐贞妇顺女帛”的举措，虽在当时影响有限，却成为后世“节烈文化”的开端，其对中国古代妇女的负面影响，远超宣帝当初的预期。
汉宣帝时期的文化举措，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石渠阁会议既推动了经学的学术发展，也强化了思想统一；《史记》的颁行既保存了史学经典，也体现了官方对文化的包容；奖励妇女守节既维护了当时的家庭稳定，也为后世妇女的悲剧埋下伏笔。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宣帝“务实治国”的理念——他深知，文化不仅是精神纽带，更是治国工具，只有将文化规制与政治需求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兴之治”。
从历史长河来看，宣帝时期的文化举措，不仅塑造了西汉中后期的文化格局，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经学的正统化奠定了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史记》的颁行确立了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而贞节观念的官方化，则成为古代妇女地位下降的重要标志。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共同构成了汉宣之治在文化领域的复杂图景，也为后世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