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拷”的原则：“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要求司法官员审理案件时，必须先通过“五听”之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体察案情，同时逐一核验各类证据，只有在证据充分、案件事实存疑，而罪犯依旧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刑讯程序，且刑讯必须在立案之后方可进行。深受儒家仁政思想影响，李世民还对刑讯的次数、间隔、上限做出了刚性约束：“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拷囚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拷鞫，即通计前讯以充三度。”不仅明确刑讯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超二百杖，罪轻囚犯的刑讯量不得超过其所犯罪行应受责罚，还规定了两次刑讯需间隔二十日，即便案件移交其他部门审理，也要累计之前刑讯次数，不得超过法定限度。
针对司法官员滥施刑讯的行为，李世民更是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按照违规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尤其对刑讯致死的情况做出专项规定：“有疮病，不待差而拷，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毋论”，区分故意滥刑致死与依法刑讯意外致死的不同情形，精准界定罪责。
李世民推行的一系列刑讯制度改革，从根本上遏制了酷刑滥讯的乱象，避免了大量犯人在刑讯过程中无辜惨死。他对滥用刑法、徇私枉法的官员零容忍，始终坚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从制度和执行双管齐下，有效杜绝了刑讯逼供的恶劣行径。虽说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并非存在绝对的必然关联，但刑讯滥施现象的大幅减少，从客观上极大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为贞观年间司法清明、社会安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唐代法治成为封建时代慎刑、仁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