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老李的咳嗽声变了。
从前是干咳，像秋天里最后一片叶子在枝头挣扎，嘶哑，但还带着点劲儿。现在不同了。咳嗽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带着痰音，像破风箱在拉，一下，一下，拉着拉着就断了，剩下空洞的喘息，在寂静的屋里散开，散成一地碎玻璃。
阿黄趴在藤椅边，耳朵竖着。那声音每响一次，它的身子就绷紧一次，爪子抠进地板缝里，指甲刮出细碎的声音。等咳嗽停了，它才慢慢松下来，把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盯着老李的脚——那双黑色的布鞋，鞋尖磨得发白，鞋底沾着昨天散步时的泥，已经干了，裂成细细的纹。
老李咳完，靠在藤椅上喘气。藤椅老了，跟他一样，一坐上去就吱呀吱呀响，像在替他叹息。窗外是灰白的天，霜降后的早晨，连光都是冷的，薄薄地铺在水泥地上，像一层盐。护城河边的柳树，叶子掉光了，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晃，像无数只伸向天空的手，抓不住什么，就只那么伸着。
“阿黄啊，”老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今儿...不出去了。”
阿黄抬起头，看着他。老李的脸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瘦，颧骨凸出来，眼窝陷进去，皮肤是那种不健康的黄，像旧报纸被烟熏过。他穿一件藏蓝色的旧棉袄，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沾着米汤的渍，已经洗不掉了，变成淡淡的黄。
阿黄站起来，走到他腿边，用脑袋蹭他的膝盖。一下，两下，很轻，像在问：真的不出去吗？不去看河吗？不去看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吗？
老李的手抬起来，落在它头上。那手很凉，手背上青筋凸起，像老树的根。手指在阿黄耳朵后面慢慢挠着，动作很慢，像在数着什么。
“外头冷，”老李说，眼睛看着窗外，“你就在屋里，陪陪我。”
阿黄不蹭了，坐下来，挨着他的腿。它知道“陪”是什么意思——就是坐着，不动，听着他的呼吸，等下一次咳嗽来，等咳嗽过去，再等下一次。这它擅长。这些年，它最擅长的就是等。等老李下班，等老李热粥，等老李在藤椅上睡着，等老李醒来，叫它“阿黄，走，咱们遛弯去”。
可现在，等的间隔越来越长，等的内容也越来越沉。老李睡着的时间多了，醒着的时间少了。醒着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就看着窗外，或者看着墙上那张照片——照片里是个扎麻花辫的女人，笑得很浅，眼睛里像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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