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的食盆里倒了些剩饭，拌了点菜汤，又把一碗水放在旁边。然后她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环顾着四周。藤椅、旧毯子、墙上的照片、灶台上喝了一半的粥。她的目光在那些东西上一一停留，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老头子，一辈子要强。到头来……”她没有说下去。
门关上了。院子里安静下来。
阿黄趴在藤椅旁边，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它没有去碰食盆里的饭，虽然它已经饿了一早上。它只是趴在那里，把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竖得笔直，听着门外的一切声响。
巷子里有人走过。挑担子卖豆腐的老陈，脚步重，扁担吱呀吱呀响。它认得。去上学的隔壁小丫头，蹦蹦跳跳的，书包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它认得。但它没有动。它们都不是它要等的声音。
它要等的声音，是老李那双磨歪了后跟的解放鞋，踩在青石板上的——啪嗒，啪嗒，不急不缓。
住院的第三天，王婶带阿黄去了一趟医院。
它从来没有进过那样的地方。白色的墙，白色的灯，白色的床单。到处都是刺鼻的气味，又苦又涩，像打翻了的药瓶子。有人在走廊里咳嗽，有人在低声啜泣。穿白大褂的人脚步匆匆，推车上的金属器械叮当作响。
阿黄夹着尾巴，紧跟在王婶腿边。
它在一间病房里见到了老李。
老李躺在一张窄窄的白床上，鼻子里插着透明的管子，手臂上扎着针，连着一根细细的软管，软管那头吊着一个倒挂的瓶子。他瘦了。才几天不见，颧骨就高高地凸了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露在被单外面的那只手，青筋和骨节的轮廓清晰得像地图上的河流与山脉，皮肤上还贴着白色的胶布，胶布下面是一小块淤青的针眼。
阿黄愣在门口。
它不敢相信那是老李。老李不是这个样子的。老李应该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的，是端着热粥吹气的，是用粗糙的手掌揉它耳朵的。老李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又浅又慢的人，不是老李。
可那气味是老李的。烟草味被药水味盖住了大半，但它还是闻到了。就在那层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底下，藏着老李的味道。淡淡的，暖暖的，像冬天的炉火将熄未熄时最后那一捧余烬。还有那件搭在床尾的藏青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的，沾着米汤印子的，是它每天早晨都要用鼻子拱一拱的那一件。
阿黄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把下巴搁在床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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