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已经三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老李走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得格外早，才十一月中旬，护城河边上就结了薄薄一层冰。阿黄趴在堂屋的藤椅旁边，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碗里的米粥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白花花的油光，是隔壁刘婶早上端来的。她蹲在阿黄面前说了好多话，说老李在医院挺好的，说你要吃饭，说你饿坏了老李回来要心疼的。阿黄听懂了“老李”两个字，耳朵动了动，尾巴在地面上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吃。
它不饿。或者说，它感觉不到饿。从那天下午救护车呜呜叫着把老李拉走之后，它的身体就好像被掏空了，肚子里的某个器官不见了，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窟窿，风一吹就呜呜地响。
藤椅就在它身后，老李的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油亮的，那是老李的手掌成年累月摩挲出来的痕迹；坐垫上凹下去一个浅浅的坑，那是老李的屁股坐了七年的形状。阿黄把鼻子凑上去闻，还能闻到老李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点点药酒的辛辣气。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阿黄世界里唯一的坐标，比任何声音、任何画面都更让它安心。
可是味道在变淡。一天比一天淡。
阿黄把身体往藤椅那边又挪了半寸，让自己的脊背贴着藤椅的腿。藤椅被它的动作带得轻轻晃了一下，四根老竹腿在青砖地面上发出一声细微的吱呀。那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却格外清晰，像一根手指拨动了某根沉寂的弦。
阿黄的耳朵猛地竖了起来。
它抬起头，眼睛亮了那么一瞬，然后那亮光又慢慢暗下去。不是老李。藤椅只是被它碰了一下，不是老李坐上去时那种有节奏的、带着体温的晃动。老李坐藤椅的时候总要先扶着扶手，慢慢地、慢慢地把身体放下去，每往下沉一寸，藤椅就吱呀一声，像是在回应他。等坐稳了，他会把身子往后一靠，藤椅就摇起来，吱呀——吱呀——吱呀——像一首没有词的摇篮曲。
阿黄最喜欢那个声音。夏天的傍晚，老李坐在藤椅上乘凉，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把脑袋枕在老李的布鞋上。藤椅摇一下，老李的脚就跟着晃一下，阿黄的脑袋也跟着晃一下。院子里的槐树把影子投在地上，蝉在树上叫，老李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藤椅吱呀吱呀地响着。那个声音让它觉得安全，比四面墙更安全，比屋顶的瓦片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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