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抢救室的门关着，门上方“手术中”三个红字亮得刺眼，像三滴凝固的血。
林微言坐在走廊的蓝色塑料椅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尖冰凉。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药剂味道，闻久了让人舌根发苦。每隔几分钟就有护士推着推车匆匆经过，车轮碾在地胶上发出吱吱的声响，像指甲划过玻璃。
沈砚舟站在她右手边，背靠着墙壁，手里拿着缴费单和医保卡——刚才在急诊窗口排队的是他，填表的也是他，林微言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手续跑完了。此刻他把外套搭在左手臂弯里，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被晒成浅蜜色的手腕，手腕上什么饰物都没有，只有一道浅淡的旧伤痕，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从他们冲进急诊大厅到现在，过了快四十分钟。
林父是在学术报告厅晕倒的。当时他正在做一场关于古籍数字化保护的专题报告，讲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有点头晕”，然后整个人直直地往前栽倒。好在台下坐着几个医学院的教授，当场做了心肺复苏，救护车来得也快，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还在。
“还在”这两个字，成了林微言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她没有哭。从接到电话到现在，一滴眼泪都没掉过。不是坚强，是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恐惧和担忧都悬在头顶上，还没落下来，落下来之前她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怕一动，那些情绪就塌了。
沈砚舟也没有说话。他不是那种在这种时候会用空洞安慰去填满沉默的人。他只是站着，每隔一阵子就弯腰把林微言手里那杯凉透了的水换掉，去走廊尽头的饮水机重新接一杯温的，塞回她手里。她不喝，他也不催，就让她端着。
第四次换水的时候，林微言忽然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从旧书页里抖出来的灰尘。
“那年我妈走的时候，也是在抢救室。”
沈砚舟把水杯放在她旁边的空椅子上，没有坐下，而是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她平齐。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的顶尖律师，更像一个小心翼翼靠近受伤动物的人。
“我父亲查出肝癌那年，我在这条走廊里站过很多次。”他说，“最长的一次站了九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医生跟我说，再晚送半天，人就没救了。我听完去洗手间吐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那九个小时里我一直憋着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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