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冬夜，山海关城里的风刮得像刀子。
沈砚之站在南门城楼上，裹紧了身上那件旧棉袍。城楼上的风更大，吹得火把忽明忽暗，守夜的兵丁缩在垛口后面，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咳嗽。远处的渤海在夜色中看不见轮廓，只能听见潮水拍打岸边的闷响，一声接一声，像是大地在**。
亥时三刻，按惯例该换岗了。可今夜不同，城墙上人影幢幢，比平时多了至少一倍。新来的那些人穿着杂乱的棉袄，腰里别着砍柴刀，手里攥着土铳——那是沈砚之从十里八乡召集来的乡勇。他们不懂队列，不懂军规，但眼神里有种城里兵丁没有的东西，一种狼崽子般的狠劲儿。
“少爷，”一个精瘦的汉子猫着腰过来，声音压得极低，“东门、西门都安排好了，寅时三刻，准时动手。就是北门那边...”
“北门怎么了？”
“赵把总醒了，这会儿正查岗呢。”汉子名叫刘三，是沈家老护院，跟了沈老爷子十几年。他脸上有道疤，从右眼角一直划到嘴角，是早年间跟马贼拼命时留下的。
沈砚之眉头皱了起来。赵宝柱，山海关清军守备营的把总，祖上也是汉军旗，但这人贪财好色，跟城里的几个满人大爷走得极近。起义的计划里，北门是关键，如果赵宝柱发现了端倪，整个计划都可能功亏一篑。
“我去看看。”沈砚之转身要走。
刘三拉住他：“少爷，太危险。赵宝柱那人鬼得很，万一...”
“放心，我有分寸。”沈砚之拍了拍腰间的短枪——那是父亲留下的，一把比利时造的勃朗宁M1900，弹匣七发，在这个年代算得上稀罕物。
他顺着城墙往北走。夜风更冷了，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路过几个乡勇身边时，他能感觉到他们投来的目光，那是信任，也是期待。这些人大半是佃户，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交了租子剩不下几斗粮。还有几个是猎户，靠山吃山，这些年山林里的野兽越来越少，日子也难熬。他们跟着沈家，不为别的，就为沈老爷子活着时说的那句话：“这世道，该变变了。”
父亲死前，握着他的手说：“砚之，记住，山海关不是一道墙，是一口气。这口气要是散了，咱们华夏的脊梁骨就断了。”
那时父亲刚接了武昌的电报，上面只有八个字：“义军已起，望北响应。”父亲看完电报，一口血喷出来，人就去了。临终前，他烧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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