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天津卫迎来入冬后最冷的一天。
清晨，北风卷着渤海湾的湿气扑向这座城市，屋檐下挂起了二尺长的冰棱。老龙头火车站里却是一片喧嚣——年关将近，南来北往的旅客、商人、返乡学子挤满了候车室，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小贩的叫卖声、脚夫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年节气氛。
沈砚之穿着貂皮大氅，头戴水獭皮帽，一副富商派头，在两名伙计的簇拥下走进车站。他手中把玩着一对保定铁球，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人群。
“老爷，去奉天的车还有半个时辰才开，您先在贵宾室歇歇？”一个伙计殷勤地问。
“不急。”沈砚之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展开当天的《大公报》，目光却越过报纸边缘，观察着四周。
车站里有三处异常：售票窗口旁有两个穿棉袍的男人一直在那里徘徊，既不买票也不离开；月台入口处，四个巡警比平时多了一倍；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号货仓方向——那里本该是货物装卸区，此刻却安静得出奇，只有两个苦力模样的人在门口抽烟，但他们的站姿太挺直，不像是常年扛活的苦力。
“阿福，去买包烟来。”沈砚之吩咐道，手指在报纸上轻轻点了三下——这是“有情况”的暗号。
叫阿福的伙计会意，转身向小卖部走去，经过那两个抽烟的“苦力”时，故意撞了其中一人一下。
“没长眼睛啊！”“苦力”粗暴地推了阿福一把，露出腰间鼓囊囊的一块——是枪。
阿福连声道歉，回来时脸色有些发白，压低声音：“爷，货仓那边有硬家伙，至少五六个人。”
沈砚之点点头，神色不变。他抬起怀表看了一眼：上午十点一刻。按照约定，那批“货物”应该在十点半抵达，是一车从上海运来的“纺织机械”——里面实际藏着二十箱步枪和五箱手枪，还有一批弹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候车室里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扛着大包小裹的乡下人挤到沈砚之旁边的空位，嘴里嘟囔着“这鬼天气”。沈砚之注意到，其中一人的手背上有道新鲜的刀疤，位置和握枪磨出的老茧高度吻合。
是圈套。
这个念头如冰水浇头，让沈砚之瞬间清醒。官府不仅知道今天有“货物”到，还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人来接货。
必须通知同志们撤离。
沈砚之站起身，正要示意阿福和另一个伙计离开，车站广播突然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由上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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