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巍巍地去了。
沈砚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棉袍早就不知丢哪儿了，只穿着单薄的短褂，冻得浑身发抖。可他感觉不到冷，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
名单没了。他冒死回来，想做的事，陆建章替他做了。
不，不是替他做。陆建章烧名单，是因为那名单没用了——要么是人已经抓了，要么是……人都死了。
窗外传来鸡叫声，一声接一声，嘶哑而固执。天，终于亮了。
沈砚之撑着站起来，走到脸盆架前，看着铜盆里自己的倒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个鬼。
他捧起冷水，狠狠洗了把脸。冰凉的水刺得皮肤生疼，却也让他清醒了些。
名单没了，但他还活着。陈其文生死未卜，但他还活着。南方革命还在继续，天下还有千千万万不甘为奴的人。
这就够了。
沈砚之擦干脸，从床底拖出个小木箱，打开。里面是套半旧的西装，还有张去天津的火车票——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以防万一。
他换上西装，把匕首别在腰间，驳壳枪塞进怀里。想了想，又从箱底摸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块怀表，表盖里嵌着张小小的照片——是山海关起义那天的合影，三千乡勇站在“天下第一关”的匾额下，人人眼里有光。
沈砚之摩挲着照片，低声说：“弟兄们，对不住了。但我答应你们的事，还没完。”
他收起怀表，拎起箱子，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三个月的小屋。然后推开门，走进北京城腊月的晨光里。
胡同口的电线杆上，贴着张崭新的告示。沈砚之走近了看，是军政执法处的通缉令，上面有他的画像，还有陈其文的。罪名是“乱党”，赏格是五百大洋。
他压低帽檐，从告示下走过。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了，炸油条的香味飘了满街。拉洋车的、扛大个的、挑担卖菜的，开始了一天的营生。这座古城还在睡梦中，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沈砚之走到街口，拦了辆洋车。
“前门火车站，快些。”
“好嘞，您坐稳。”
洋车夫甩开步子跑起来。沈砚之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陆军部大楼的方向。楼顶上，那面五色旗在晨风里无力地飘着。
他转回头，闭上了眼睛。
天津，上海，然后呢？
不知道。但路总得走下去。就像那年冬天，父亲握着他的手，在雪地上写下的那八个字：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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