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用力咽下去。身体虚弱得像一团棉花，但心里那团火，还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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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沈砚之就在这间小屋里养伤。每天，老周给他送饭，陈大夫来换药。伤口在慢慢好转，烧退了，疼痛减轻了，人也渐渐有了精神。
第四天晚上，陈大夫带来了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穿西装，戴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洋行买办。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沈砚之，眼神锐利。
“这位是林先生，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陈大夫介绍。
林先生走进来，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他没有寒暄，直接问：“沈先生要找革命党？”
“是。”
“为什么？”
“有重要情报，要送到南京。”
“什么情报？”
沈砚之犹豫了一下。林先生笑了：“沈先生，你不信任我，我理解。但你要我帮忙，总得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值不值得我冒险。”
沈砚之看着这个陌生人。林先生的眼神很平静，但平静下有暗流。这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我在北京陆军部待了两年。”沈砚之缓缓开口，“袁世凯的兵力部署，各省督军的态度，北洋内部的矛盾，日本人给的援助清单……这些，都在我这里。”
林先生的眼神变了。他坐直了身子：“你是……沈砚之？”
沈砚之心里一紧，手摸向怀里——那里有把匕首。
“别紧张。”林先生摆摆手，“你的通缉令，上海也发了。五千大洋，死活不论。但法租界不认北洋政府的通缉令，只要你不出租界，就安全。”
“你怎么知道是我？”
“猜的。”林先生说，“北京来的，带着重要情报，枪伤，脸上有疤……这些特征，和通缉令上对得上。通缉令上说，沈砚之，山海关起义首领，曾任北京陆军部参谋，参与二次革命，于八月十五日夜潜逃。”
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他还在发报。现在已经是九月初了。二十天，他走了上千里路，从北京到上海，捡回一条命。
“林先生是革命党？”沈砚之问。
“曾经是。”林先生说，“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我参加了上海光复。后来……后来看透了，不干了。革命革命，革来革去，苦的都是老百姓。我现在就想过安稳日子，挣点钱，养家糊口。”
“那您为什么还来见我？”
“因为陈大夫。”林先生看了一眼陈大夫，“他救过我儿子的命。他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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