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对。穿过敌占区，一边走一边拉队伍。咱们当年在山海关才多少人？三千乡勇。三年打下来，扩充到多少人？八千。八千人对付北洋军的两个师，打光了不打紧，只要还剩下一个，他就能再变成三千个——这就是革命的命，越打越旺，永远灭不了种。”
程振邦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说丧气话。”他把“不会”和“丧气”两个词咬得特别重，像是只有这样重读，才能把这句玩笑话底下那层实实在在的敬佩给盖住。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第三天傍晚，海上起了风浪，乌云从东边压过来，海面从平静的灰蓝色变成了一片翻滚的墨黑，浪头一个比一个高，最高的浪砸在船舷上能溅起丈把高的白沫。船身剧烈摇晃，倾斜的角度大得让人怀疑下一秒就要翻过去，三等舱里的乘客有晕船吐得昏天黑地窝在铺位上蒙着毯子不敢动的，有死死抓着铺位的铁栏杆不肯松手的，也有跪在角落里念经的。沈砚之没有去舱里避风，他站在后甲板上，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按着怀里那面叠好的青天白日旗，两条腿随着船身的晃动不断调整重心，浪打在他身上，海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淌，他纹丝不动，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程振邦从舱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朝他吼了一声：“你不要命了？进来！甲板上浪这么大，你小子又不是海龙王！”
沈砚之转过头，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被雨水和海浪衬得有几分狼狈，但程振邦看见他在笑，心里忽然就不慌了。他说：“振邦，你知道孙先生最喜欢讲的那个故事吗？就是辛亥年武昌打响第一枪之前，有人在船上问他的那个。”
“知道知道！问他革命能不能成功，他说——‘这船还没靠岸，你急什么？’”
“对。这船还没靠岸，你急什么。浪再大，也大不过人心。”沈砚之把栏杆上的手松开，拍了拍怀里那面被海水溅湿了一大块的旗子，转身走进舱房。
第四天清晨，风浪平息了。海面恢复了平静，晨曦从东边海平线上升起来，橘红色的光铺在海面上，像是有人在墨蓝色的绸缎上洒了一层碎金子。沈砚之站在船头，远远地看见了一条灰蒙蒙的海岸线——那是中国。海岸线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吴淞口的灯塔在薄薄的晨光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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