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腊月廿三，小年夜。
山海关总兵府内，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沈砚之心头的寒意。他展开那封辗转千里、经十三人之手才送到他面前的密电，纸上只有九个字：
“武昌已下，盼北地响应。”
电报是从上海法租界发来的，用的是明码，但“武昌已下”四字，在清廷眼中不过是又一桩“乱党滋事”，唯有沈砚之知道其中分量——那是他与黄兴约定的暗号，意味着起义成功，全国性的革命开始了。
“少爷，外头下雪了。”老管家沈福推门进来，带来一股寒气。这位在沈家伺候了三代的老仆，此刻眼中也闪着异样的光，“关城里的弟兄们都到了，在东厢房候着。”
沈砚之将密电就着烛火烧了，看着纸灰在炭盆里蜷曲、变黑，最终化作一缕青烟。他起身，从墙上取下父亲留下的那口雁翎刀。刀是沈家祖传，乾隆年间御赐，刀鞘上的鎏金早已斑驳，但刀锋依旧雪亮，映出他二十七岁的脸——剑眉星目，鼻梁高挺，下颌有一道新添的伤疤，是三个月前追捕马匪时留下的。
“福伯，”沈砚之抚过刀鞘上“忠勇”二字，那是乾隆御笔，如今看来却格外讽刺，“你说，我爹要是还活着，会让我走这一步吗？”
沈福沉默片刻，低声道：“老爷临终前说，这天下，该变一变了。”
沈砚之闭上眼。父亲沈崇山，原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光绪三十四年因“同情革命”被革职，郁郁而终。临终前，老人攥着他的手，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沈家世代忠良，忠的是天下百姓，不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
“第二，若真有革命党起事那天，你当率沈家子弟，为天下先。”
“第三……护好你娘和你妹妹。”
第三句没说完，老人就咽了气。如今母亲和妹妹还在奉天老家，由堂兄照料。沈砚之在山海关这三年，明面上是捐了个守备，实则暗中联络关内关外的会党、乡勇、新军中的进步分子，等的就是今天。
“走。”他挎上刀，推门而出。
风雪扑面而来。腊月的山海关，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总兵府的青砖地上已积了薄薄一层雪，沈砚之的靴子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抬头望了望天，浓云如墨，不见星月。
也好，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天。
东厢房里挤了二十多人。有关城内的团练教头赵大膀子，有码头苦力的头儿孙瘸子，有开茶馆兼做消息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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