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营的路有四十里，沈砚之和程振邦雇了辆骡车。赶车的是个河北老农，话不多，只闷头赶路，鞭子甩得啪啪响，骡子喷着白气，在冻硬了的土道上小跑。车厢是木板的，没顶篷，冷风直往里灌，吹得人骨头缝都疼。
“二位军爷，打北京来？”老农终于开口，声音粗嘎，像砂纸磨木头。
“嗯。”程振邦应了一声，把军呢大衣裹紧了些。
“京城...热闹吧？”老农回头看了一眼，脸上是那种乡下人对大地方的好奇，又掺着点怯。
“热闹。”程振邦说，“人也多，车也多，满大街的灯，晃得人眼晕。”
“那敢情好。”老农咧嘴笑了，露出豁了的门牙，“俺们村，一年到头也瞧不见个亮堂。天一黑，就睡，省灯油。”
沈砚之一直没说话。他靠在车厢板上，看着道两旁的田野。腊月的华北平原，一片灰黄。麦子早收完了，地是光的，裸着，在暮色里向天边延伸，直到和灰蒙蒙的天空融在一起。远处的村庄，土坯房的屋顶上冒着稀稀拉拉的炊烟，笔直地升上去，在风里很快散了。
这就是他们打仗换来的太平——庄稼人能回家种地，能天黑就睡，能省下灯油钱。这太平很小，很实际，可也脆弱得像这些炊烟，一阵风就没了。
“老伯，”沈砚之忽然开口，“今年收成咋样？”
“唉，别提了。”老农摇头，鞭子也耷拉下来，“春上旱，夏上涝，秋里又闹蝗虫。一亩地，打不了两斗麦子。交了租子，剩下的，掺着野菜，也就够吃到开春。”
“租子重？”
“重！”老农来了精神，话匣子打开了，“东家是前清的举人老爷，现如今改叫‘乡绅’了，可心还黑着哩。一亩地收三斗租，天年不好也不减。俺们村，有饿得没法子，把闺女卖了换粮食的...”
他说不下去了，只狠狠甩了一鞭子。骡子吃痛，撒蹄子快跑，车子颠得厉害，沈砚之的头撞在车厢板上，咚的一声。
“对不住，对不住。”老农赶紧勒缰绳。
“没事。”沈砚之说。他揉着额角，那里肿起个包，热辣辣的疼。可这疼，比不过心里那处堵。
程振邦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见没？这就是咱们保的‘共和’。”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车外飞快后退的田野，那些光秃秃的、饥渴的土地，忽然想起南京。在南京的时候，临时政府也说要“平均地权”，说要“耕者有其田”。可等他们到了北京，这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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