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正月，北京。
雪从昨晚开始下，到清晨时已经积了半尺厚。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穿长袍马褂的商人，着西装的洋行买办，披军大衣的军官，还有衣衫褴褛、探头探脑的黄包车夫。蒸汽机车喷出的白气混着人呼出的白雾，在寒冷的空气中缭绕不散。
沈砚之提着皮箱，跟着人流走下火车。脚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北方的冷和南方不同，是干冷，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他紧了紧身上的呢子大衣——这是程振邦临别时送的，说“北京比南京冷，别冻着”。
“沈参议！沈参议！”
一个穿灰布棉袍的年轻人挤过人群，跑到他面前，哈着白气：“您是沈砚之沈参议吧？陆军部派我来接您。我叫赵安，是部里的文书。”
沈砚之打量了他一眼。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很殷勤，但眼神里透着机灵。
“有劳了。”沈砚之点点头。
“车在外面等着，您这边请。”赵安接过皮箱，引着沈砚之往站外走。
火车站外人声鼎沸。汽车、马车、黄包车挤作一团，喇叭声、铃铛声、车夫的吆喝声混成一片。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大声呵斥着试图靠近的乞丐和小贩。远处，前门的箭楼在雪雾中若隐若现，沉默地俯视着这座喧嚣的城市。
赵安领着沈砚之走到一辆黑色轿车前。车是福特牌，半新不旧，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看到他们，下车打开后门。
“沈参议，请。”赵安躬身。
沈砚之坐进车里。皮座椅冰凉，车里有一股浓重的烟味和皮革味混合的气味。赵安把皮箱放在副驾驶，自己坐进后座，关上门。
“去陆军部招待所。”他对司机说。
车缓缓启动，驶入前门大街。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开门，粮店、布庄、当铺、茶楼，招牌在风雪中摇晃。行人裹着厚厚的棉衣，缩着脖子匆匆赶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上结着冰花。
“沈参议是第一次来北京吧？”赵安笑着问。
“第二次。”沈砚之说，“十年前来过一次，那时还是光绪年间。”
“那变化可大了。”赵安说，“这些年修了马路，通了电车，前门大街两边盖了不少洋楼。就是这天气，您得适应适应。北京这地方，冬天能冻掉耳朵。”
沈砚之看着窗外。确实变了。他记得十年前来北京时，前门大街还是土路，下雨天满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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