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来的，只有不到两百人。那些曾经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南京的老兄弟，有的战死了，有的受伤被俘，有的在混乱中走散，生死不明。
“武力讨袁，不是没有可能，”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但不能再像二次革命那样打了。”
“什么意思？”早川追问。
“二次革命，名义上是革命党讨袁，实际上各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仓促起兵，准备不足。江西、江苏、安徽、广东同时举事，但互相之间没有协同，北洋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且，”沈砚之的语气变得沉重，“民心的支持并不充分。”
陈英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沈砚之知道陈英想说什么。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刺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做了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起兵讨袁却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
答案很残酷：因为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打仗。
从武昌起义到现在，不过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南北对立，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普通百姓想要的是安定，是能过上太平日子，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袁世凯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一方面用武力镇压革命党，另一方面用“统一全国、恢复秩序”的口号来争取民心。
“所以，”沈砚之接着说，“如果将来再次讨袁，必须有一个前提——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袁世凯才是破坏和平、制造混乱的根源。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讨袁才能成功。”
早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需要时间。”
“是的，需要时间。”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边，“而在这个时间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重建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盟友、唤醒民众。哪一件都不容易。”
早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沈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想法，和孙文的思路不太一样？”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早川。
早川没有回避他的目光：“据我所知，孙文到了日本之后，正在重新组建新的党部，他主张的还是武装革命，以暴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而你刚才说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长期的政治斗争。”
“我和中山先生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沈砚之斟酌着用词，“在具体路径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这很正常，革命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需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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