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淑娴。地址我写给你。”
秀姑却摇头：“我不走。程大哥在这儿，沈先生在这儿，我怎么能走？当年我男人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过誓，这辈子，就跟定革命了。你们要做什么，算我一个。”
“秀姑，这不是儿戏——”
“我知道不是儿戏。”秀姑打断沈砚之，这个平日里温婉的妇人，此刻眼神坚定得像块铁，“我男人死的时候，身上中了七枪，没吭一声。他跟我说，秀姑，我死得值，因为我是为四万万人死的。沈先生，您说，我这个未亡人，能不能也做点值当的事？”
沈砚之看着秀姑，看着这个三十多岁、眼角已有细纹的女人。她的丈夫死在辛亥年冬天的山海关，尸骨埋在关外的乱坟岗，连块墓碑都没有。但她还记得，还要继续。
“好。”沈砚之最终点头，声音有些哑，“但你得听安排，不能擅自行动。”
“我听话。”秀姑笑了，眼里有泪光闪动。
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三个人，都穿着长衫，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为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正是北京来的李大钊。
“守常兄。”沈砚之迎上去。
“砚之兄。”李大钊握住沈砚之的手，很用力，“两年不见，你瘦了。”
“你也瘦了。”沈砚之看着李大钊清癯的脸颊，心里一酸。这位北大教授，本可以安心做学问，却偏偏要走上这条荆棘路。
“瘦了好，精神。”李大钊笑了，转向程振邦，“振邦兄，日本一别，可好？”
“好，也不好。”程振邦也笑，“好的是，活着回来了。不好的是，回来就要拼命。”
几个人都笑了，但那笑容里，没有多少欢愉，更多的是决绝。
茶叶铺的门从里面闩上，窗帘拉紧。秀姑端来热茶，又点上两盏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几张面容肃穆。墙上，几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狭小的空间里晃动，像是某种无声的舞蹈。
沈砚之铺开地图，李大钊、程振邦围拢过来。秀姑守在门边，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雨又下了起来，淅淅沥沥，敲打着窗棂，像是为这个不平凡的夜晚，敲响了前奏。
“诸位，”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声音低沉而坚定，“十二月十一日，子时。天津老城，鼓楼。我们要在那里，点一把火。这把火，要烧醒还在做梦的人，要烧出一个朗朗乾坤。”
油灯的火焰跳动着，在每个人的眼睛里，点燃了两簇小小的、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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