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可以把整座山海关的春天叫醒。
“怀山，”他低声念出父亲的名字，把酒壶举向天空，然后收回，仰头灌了一大口，“你儿子的路标，插下去了。”
三天后，腊月十八。
方遇安从天津回来了。他带回了顾恒舟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三行：“文稿已收，存入津门文库。恒舟读至‘代价其四’处，不能自已。兄之为人，弟今日方真识得。文库编号已定，兄之文稿列为‘路标第一号’。盼后续。”
沈砚之看完了信，把它叠好放进铁盒子里，和那沓手稿放在一起。然后他走到书桌前重新铺开宣纸，拿起笔，在砚台里蘸了墨。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落笔极快，写的是下一份路标的标题——《论城市游击战中的物资转运与人员撤离：癸丑年腊月行动后勤篇》。
方遇安站在门口，看着他的长官又俯身在桌前，煤油灯的光照着他微微佝偻的脊背和两鬓越来越多的白发。窗外的大雪已经停了，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白，映得窗纸发亮。远处隐约传来巡警换岗的哨子声，短促，尖锐，像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子在冬夜的布匹上划了一道口子。沈砚之没有抬头，他的笔在纸上发出细微而规律的沙沙声，像一只不眠的虫子，在寂静的深夜里，一口一口地啃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