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来，悉听尊便。知名不具。”
知名不具。沈砚之把信纸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柄出鞘剑的火漆印在阳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你怎么看？”他把信递给程振邦。
程振邦接过去扫了两眼，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白马寺？这人胆子不小。洛阳现在是皖系的地盘，他敢在人家心窝子里约你见面，要么是疯了，要么是有恃无恐。”
“还有一种可能。”沈砚之把信收好，目光越过残破的榕树冠，望向北方灰蒙蒙的天际线，“他不是一个人。他背后站着一群人。”
当天晚上，沈砚之在临时充作旅部的那间破庙里，把两份信摊在供桌上，对着油灯坐了整整一夜。庙里的佛像早就被炮火轰去了半边脑袋，剩下半边脸在灯影里半明半暗，嘴角那抹残破的微笑像是在嘲弄什么，又像是在怜悯什么。
他想了很多。想蔡锷临终前托人带给他的那句话——“放眼天下，往北去”。想当年在山海关揭竿而起时，他身后的三千乡勇而今只剩下不到八百人，那些倒在路上的面孔他还记得每一张。想民国建立了，共和挂旗了，可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宣统三年相比，老百姓的日子真的变好了吗？川南这一路走过来，他看见的村庄十室九空，看见的田地里长满了野草，看见的孩子们赤着脚在废墟里翻捡弹壳换糖吃。
他没有答案。但他知道，蔡锷说得对——躲在西南当山大王救不了这个国。他得往北走。
第二天一早，沈砚之集合了全旅官兵。八百人站在破庙前面的打谷场上，他们的军装打了无数补丁，枪支型号五花八门，有人还穿着从北洋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靴。但他们的脊梁挺得笔直，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沈砚之身上，安静的，沉甸甸的。
“蔡将军去了。”沈砚之开口了，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用那些慷慨激昂的辞藻，就是平平常常地说话，像是在跟家里人商量一件大事，“他临去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信里说，让咱们往北走。北边有铁路，有矿山，有工厂，那些是咱们这个国家的骨头架子。谁护住了骨头架子，谁就护住了中国。”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但北边不是好去的。皖系、直系、奉系，哪一个都不是善茬。咱们这八百人扎进去，就像一把沙子撒进河里，眨眼就没了。所以我今天不跟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愿意跟我走的，站到左边。想留在西南的，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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