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手里没卖完的、土气的牛仔裤，脸上露出那种惯常的、居高临下的讥笑：
“秦师傅，也赶时髦哪？这裤子……款式老了点吧？现在流行踩脚裤、健美裤了！要不要我介绍个南方的朋友，给你弄点新潮货？不过……本钱可得厚点。”
秦淮茹低着头，快步走开，当作没听见。
王建国通过李秀芝和家人的日常闲谈，以及自己偶尔的观察，对贾家的情况有所了解。
他对此漠不关心。
秦淮茹母女的选择，是千千万万在改革初期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底层民众的缩影。
成功与否，全靠她们自己的运气、韧性和一点点可怜的商业天赋。他绝不会，也没有义务提供任何帮助。
他甚至认为，以贾家的资源、能力和棒梗那个不稳定因素，这种尝试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最终很可能徒增债务和痛苦。
但这与他无关。
他只需确保自家不被可能的债务纠纷或极端行为波及即可。
他叮嘱李秀芝，与贾家保持距离，绝不发生任何借贷或担保关系。
就在秦淮茹母女的小摊生意在温饱线上艰难徘徊、且看不到明显起色时。
院里另一家的变化，则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带着投机与冒险色彩的面貌——
许大茂终于“发达”了，或者说，露出了“发达”的迹象。
许大茂所在的“三产公司”，名义上是厂里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和搞活经济办的，实则成了某些人利用双轨制和政策漏洞进行倒买倒卖、牵线搭桥的舞台。
许大茂如鱼得水。
他凭借早年练就的钻营本事和那张能把死人说话的嘴，很快搭上了一些南方的“关系”，开始倒腾紧俏商品。
最初是电子表、计算器，后来是收录机、折叠伞，再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涉足批文、钢材、化工原料等“大货”。
他不再满足于厂里那点死工资和微薄“分红”，经常“出差”，一消失就是十天半月。
回来时，往往红光满面，穿着挺括的“梦特娇”T恤或“金利来”衬衫，腋下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手腕上的手表换成了明晃晃的“雷达”、“西铁城”，嘴里叼着“万宝路”、“三五”烟。
他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开始打“面的”（黄色面包出租车）。
虽然不常，但足以在院里引起轰动。
他不再与阎埠贵之流议论院里鸡毛蒜皮，谈话间充满了“官倒”、“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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