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部大院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一种更深沉、更粘稠的压抑感，却像夏日挥之不去的湿雾，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蛋白胨生产线仍在运转，明胶厂房的工地仍有敲打声，但王建国知道，某种核心的东西被抽走了。
技术会议上的争论少了锋芒，车间里的研讨缺了主心骨，连空气都仿佛沉闷了几分。
他派去打听消息的人带回的只言片语，更加重了这种窒息感：
刘守一他们被安排在市区某处招待所“学习”、“谈话”，行动受限，不得随意与外界联系。
王建国白天强打精神，处理着因骨干缺失而层出不穷的问题：制冷系统一个参数不稳，徒弟不敢决断；流水线某个部件设计卡壳，助手束手无策；结构计算一处关键节点存疑，外请的工程师需要更多时间……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他亲自过问、协调、决策，精力被急剧消耗。
而更消耗他的，是那种眼睁睁看着同伴陷入囹圄、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愧疚和愤怒。深夜，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烟灰缸里堆满烟蒂，脑海中反复回放着赵副主任那公事公办、不容置喙的脸，以及戴司长那张隐藏在文件背后的、仿佛永远冷静、永远正确的面孔。
“技术重要，政治纯洁更重要。”赵副主任的话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穿着王建国试图坚守的信念。
难道为了那虚无缥缈、被无限上纲的“政治纯洁”，就可以无视这些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的、实实在在的“外汇”？
就可以罔顾国家建设的紧迫需要？
戴立春……
他默念着这个名字。
这位戴副司长，从骨胶标准之争开始，似乎就对他的“技术至上”路线不以为然，后来在“肃反”人员处理意见上，更是精准地抓住了他的“软肋”。
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或工作方法不同，这是一种基于不同逻辑体系的、根本性的排斥。
在戴立春的词典里，“历史疑点”优先于“现实贡献”，“政治出身”重于“技术能力”，“宁左勿右”的安全感胜过一切建设风险。
愤怒如同地火，在无能为力的灰烬下奔涌、积蓄。
王建国并非冲动之人，多年的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磨砺了他的耐心和策略。
他知道，正面冲突、情绪化的对抗毫无意义，只会让自己也陷入被动。
戴立春手握“肃反”的尚方宝剑，占据着政治正确的高地。
要破局，必须找到对方逻辑体系内的弱点，或者，找到能动摇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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