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这个会，不是针对李建军同志个人，”黄建忠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声音不高但很稳，是那种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被无数次会议磨出来的抑扬顿挫，“他是国家功臣，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正因为他是功臣，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他。他现在的状态很危险——情绪不稳定，行为不可控，根据前一次安全评估会议的接触记录，他已经出现了过度防御和认知封闭的倾向。如果我们放任他这样下去，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安全的隐患。”
长条桌左侧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深蓝色夹克，面前放着一本笔记本，没写字。他叫方志同，郑明远的老部下，安全部综合处的处长。郑明远本人在国防部会议室那次之后已经不敢再碰任何跟李建军有关的议题——那天他从会议室出来之后，皮鞋里灌满了自己后背淌下来的冷汗，坐在车里足足缓了二十分钟才发动引擎。但他咽不下这口气，又不甘心彻底放弃。所以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方志同替他来。自己在幕后等着结果。方志同推了几次推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来了。
方志同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灰色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叫韩琳，科技部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非常规能量形态的探测与评估”。她已经跟踪李建军这个课题不短时间了，上一轮分项报告就是她执笔的。上次会议她也在场，郑明远被顶回来之后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回到单位把分项报告锁进了绝密保险柜，加了备注，“建议暂缓”。
再往右是三个男人。一个是冯家残余势力的代表，叫刘成，五十多岁，以前是冯国昌的私人助理。冯家的资产被冻结之后他也没了饭碗——冯国昌自己都在海淀别墅里对着三张冻结银行卡和一堆催费通知单发抖。刘成今天是替冯家来的，心里其实已经怕得不行，但脸上还撑着，指节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另外两个都是跟黄建忠有过旧交的小智库负责人，一个姓钱一个姓孙。钱某面带忧色，膝盖在桌下不自觉地轻晃。孙某从头到尾没做笔记，只用手帕反复擦着掌心。
没有人注意到方志同座位旁边还留着一张空椅子。那是留给某个没有出席的人——一位从总参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原本说要来“旁听”，到了门口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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