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和解金额，律所也是不在乎的，反正这钱能发到继承人手上就可以了。
正是由于有着这项逐利的职业本能在，律师的名声才会处于神鬼二象性，因为这个职业本就充满了取巧钻营和投机倒把的特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化作冰冷的数据去应对审判，时不时还需要营造各种舆论，将优势引导向我方，这种冷酷的效率，正是这一职业专业素养的极致体现。
越是专业，就越显得非人，越是成功，就越远离道德，要不怎么还有一个尊称叫讼棍呢？
因此若高殷下令，让僧人们用他们的“佛法智慧”仲裁俗世，僧众就必然会直面精神信仰和现实政治的冲突，即宗教一旦职业化，原本的神圣性就必然被世俗利益所消解。
僧人若成为百姓争端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也就不再是佛国子民、方外之人，而是随着利益进入到了齐国的法律体系中，作为事务官、为了齐国的法律而奔走着；
当僧人的收入与诉讼之胜负挂钩，慈悲为怀就将让位于职业道德或者说是报酬，佛法的超然性也将在一次次的法庭辩论中被扭曲，变成齐律的形状。
这一部分的灵感来自于高殷对合水寺投奔他的两名僧众的调查：慧义还俗于义，成为他麾下一员战将，而慧心则在帮助高殷给高湛挖坑后，又去了突厥本土进行下一项活动。
他们此前在合水寺的生活轨迹，高殷已了如指掌，不难发现慧心本身是一个有着杰出辩才的讲师，但受限于寺庙的制度和排资论辈的排挤，使得他不能发挥所长，仍处在合水寺的底层。
与他年纪相仿的僧人不能说都是，但类似的底层僧众一定不少，所以高殷预计这样的改革会引起僧团内部的高僧大德们以“僧人不干世事”的戒律，指责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亵渎佛法，也会被士大夫团体从儒家立场出发，拒绝这批方外之人进入国家司法体系和他们抢饭碗；
但相对的，也会获得一部分郁郁不得志的年轻僧尼的支持，毕竟这也是一条新路，与其在寺庙内被当奴隶使唤，还不如出寺去，靠自己的才能另谋一条生路——
这就不得不提度牒这东西了。
僧人之所以能成为国中之国，主要是能够“开源节流”，开源即获得信徒以及王公贵族的施舍供奉，节流则是在确立在籍僧人身份后获得一份度牒，凭此便能够免除徭役、田赋和各类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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