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官僚们投上所好，皇权喜欢甩锅，官吏们就不做事或刻板运转，最终推崇起“无为而治”，甚至在官僚阶层壮大后反过来推崇皇帝“垂拱而治”，一有锅就甩给皇帝，让皇权品尝自己的恶果。
百姓们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反抗越来越精密、冷酷的朝廷公器，于是只能等到公器自己崩坏得差不多时，再给朝廷表演一个大的，比如大泽乡起义，比如黄巾起义，世间只是从有秩序的损公肥私变成了无序的损私肥公；乱世和治世，只是权责是否脱节的区别。
高殷改革律法，推行佛讼，除了要控制佛教继续生长的趋势，纳入朝廷的框架内吸收其资源，还是要用佛教推动法律的执行，众所周知订立了而无法执行的法律和废纸没什么区别，而佛门中人的辩经力与难缠程度，是能让官吏更头疼的，能够有效地帮民众抗衡代表朝廷的官吏进行剥削；虽然这样也会反过来影响朝廷，倒逼朝廷对民众做出适度的妥协。
即便高殷是朝廷的领袖，利益会因此受损一部分，但他并不觉得这样不好，相反，从长远来说，有利于齐国的将来；
他拿的太多了，就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而言，他的确已经收获太多，虽然在这个时代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从来如此，就对吗？
像广纳众女、按喜好杀人、随意凌辱臣下，乃至用国家公帑来满足私欲这些事情，他也甘之如饴，也舍不得放弃，但要在适当的地方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是他这个天子不能冒犯的原则。
毕竟他只是天子，而不是真正的天意，他自己太清楚这所谓的天意是如何来的了，人民把他高高捧起，他就必须把人民记在心里，哪怕只是一个笼统的“人民”概念，也要有着最基本的敬畏心，即便要优先照顾拱卫自己的利益团体，不能将所有的资源都重新分配给百姓，也要给出他们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源，并让他们为齐国的将来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