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程立刚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刘强冬的号码。
“程师兄，周学长昨晚给我打电话了。聊到快十二点。”
电话那头，刘强冬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劲头，每个字都往外透着精神和兴奋，“他把铎山那条线路的情况问了一遍，问得很细。
每一个转运点的位置、每一段路的路况、那几个司机的背景，翻来覆去地确认。
问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条路能走’，我认为周学长是有想法的。”
程立把电话夹在肩头，一边拿起暖瓶往搪瓷杯里续水，一边听。
水声很轻，他刻意放慢了倒水的速度，不让它盖过刘强冬的声音。“他过来的时候你带他走一遍。他看过之后有什么想法，让他直接跟你说。”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刘强冬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电话里安静了一两秒，背景里有风的声音，他应该又出门了。“程师兄，周师兄对那条线路很上心。
他说‘能走’的时候，我感觉他不是随便说的。他说完还问了一句‘你有没有算过每趟的油费’。”
程立放下暖瓶，端起茶杯。周振华问的是油费，不是别的。
这说明他的脑子已经跨过了“这个项目要不要做”的阶段，进入了“怎么做才划算”的计算阶段。
一个人在电话里开始问油费，说明他已经在心里把这条线跑起来了。
“你继续跑，把剩下的几条线也摸清楚。等周振华来了，你们一起走一遍。他问的每一个问题，你都认真答。”
“好。”
挂了电话，程立在椅子上坐了片刻。周振华说“这条路能走”，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是足够的信号了。
周振华这个人程立了解，他做决定快，但快的前提是他已经把所有该看的都看了、该问的都问了、该算的都算了。
他能在一通深夜电话里说出“能走”，说明刘强冬拿出来的数据已经足够扎实，扎实到周振华不需要再亲自跑一趟就能下判断。
但他还是要来。这更说明了他的态度——他要把钱投在亲眼见过的地方，哪怕数据再漂亮，他也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遍。
上午九点，程立去了政法委办公室。徐明远已经到了，正坐在办公桌前翻一份材料。他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听见门响摘下来，看见是程立，放下材料。
“程书记，您来得正好。矿区巡逻的排班表已经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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