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6年9月17日。
他继续往后翻。
第十五页，又一份证人证词。
这次的证人叫“李桂花”，职务是“苏德昌家中保姆”。
证词内容是李桂花指证苏德昌家中藏有大量金银首饰和外币，并多次目睹苏德昌深夜与不明身份人员接头。
审核人签字栏里，同样三个名字，同样的排列顺序。
周明远的签字赫然在列。
陈才把这两页证词并排放在桌上，仔细看了看。
两份证词的笔迹不同，但措辞结构几乎一模一样。
“私藏黄金”“转移至香港”“深夜接头”——这些关键词像是从同一个模板里套出来的。
更关键的是，两份证词的签署日期只差一天。
一个会计，一个保姆，两个完全不同身份的人，在相隔一天的时间里，用几乎相同的措辞指证同一件事。
这不是巧合，这是有人统一口径。
陈才又翻到第二十三页。
这是一份《关于苏德昌案处理意见的请示》，内容是建议将苏德昌定性为“隐匿资产、里通外国”，没收全部财产，本人及直系亲属下放劳动改造。
请示的起草人一栏写着：周明远。
陈才把这一页单独抽出来，放在最上面。
起草人。
不是审核人，不是签字人，是起草人。
这份直接决定苏家命运的处理意见，是周明远亲手写的。
陈才合上卷宗，靠在椅背上。
宋处长一直在旁边看着他，没出声。
“宋处长，这两份证人证词，王德发和李桂花，现在人在哪儿？”
宋处长摇了摇头。
“王德发七零年病死了，李桂花下落不明，户籍档案上写的是迁出，但迁往何处没有记录。”
陈才点了点头。
证人一死一失踪，死无对证。
但证词还在，签字还在，起草人的名字还在。
白纸黑字，抹不掉。
“还有一件事。”宋处长从抽屉里又摸出一张纸，“我让人查了一下苏德昌案当年的抄家清单，清单上写的是查获黄金十二两、美元现钞折合人民币八百元。”
他把纸推过来。
“但证词里写的是三十二两黄金和大量美元。查获的数目和指证的数目对不上，差了整整二十两黄金。”
陈才看着那张纸，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二十两黄金。
1966年的金价，一两黄金大约值一百五十块钱。
二十两就是三千块。
三千块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概念？一个工人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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