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蒂固的“物件”认知，从未真正改变过。
李世民陷入了沉思。
他自然知道汉代乃至更早对于女伎的态度，那些律法他读过，那些规矩他也明白。
但他更清楚，时代在变，风气也在变。
他上位之后，便着手改革了许多前朝积弊，对乐籍、贱籍的处置也宽松了许多。
他特意设立内教坊，将一部分技艺出色的乐工、舞伎纳入官方管理体系，给予他们一定的俸禄和相对稳定的身份，让他们为宫廷服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官方身份”，区别于完全被私人掌控和随意买卖的私伎。
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极其困难却存在的“脱籍”通道。
内教坊的伎人，可以通过“上番”服役期满，申请脱去乐籍，成为良民。
虽然过程艰难，成功率也未必高，但这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念想，一个盼头，比起汉代那种“奴婢子孙仍为奴婢”的世袭制度，这已是天壤之别。
可李世民心里也清楚，这些举措并未从根子上改变什么。
奴婢和官户、杂户的地位虽有所区分，但仍属于贱民阶层，与良人有着天壤之别。
若有人杀死官伎或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绝对到不了杀人偿命的程度。
她们在律法眼中，只是比牲畜更贵重一些的财产罢了。
而他能做的，只是将这财产的保护条例写得略微仁慈，惩罚标准略微提高，让她们不再被随意宰割罢了。
想到这里，李世民又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将这些人的地位提升，说不准后世朝代，又或许会有其他变化也不一定，比如再次将他们的地位提高？至少纳入了属于人的范畴？
话虽如此，可他心中的不安却在被不断扩大。
他难不成又想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