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母亲下夜班回来，咳得依然厉害，但脸色似乎比前些天好了一点点。她洗了澡，吃了古民留的晚饭（里面有他特意多留的几片肉），在空调余凉未散的屋里坐下休息。父亲已经睡了，呼吸平稳。
母亲看着古民，犹豫了一下，说：“民子，你陈主任……好像出事了。”
古民心里一紧。“怎么了？”
“听厂里人说，他们学校后勤那边，好像查出来什么账目问题，涉及不少人。陈主任……被带走调查了。就这两天的事。”母亲压低声音，“你之前不是常找他吗？没什么牵连吧？”
古民脑子里“嗡”的一声，想起陈主任上次吃饭时说的“学校杂事”、“陈年旧账”，想起他疲惫的眼神和那句“已入门”的红色批注，还有那本牛皮纸小本里血淋淋的记录。果然出事了。
“没有，妈。我就是找他问过点零工的事，没别的。”古民稳住声音，“他……会被怎么样？”
“谁知道。这种事，可大可小。沾上了，麻烦。”母亲叹了口气，“你以后，少跟这些不清不楚的人来往。咱们家，经不起折腾。”
“我知道。”古民点头。他想起陈主任最后那句“毕业证我给不了，修罗场的毕业证，都是自己用血泪换的。”陈主任自己的“修罗场”，似乎以最惨烈的方式，提前颁发了“毕业证”。
他走到自己桌前，拿出那个牛皮纸小本，摩挲着粗糙的封面。这里面记录的，不仅仅是“入门”的知识，可能也是……证据，或是线索。陈主任给他，是信任，也可能是托付，或者，仅仅是一个过来人对后来者毫无保留的、绝望的展示。
他将本子锁进抽屉最深处。心里对“规则”、“人性”、“缝隙求生”这些词，有了更沉重、也更冰冷的理解。陈主任用自己可能坠落的轨迹，给他上了“入门”后最残酷的一课：在缝隙中跳舞，随时可能坠入深渊。
他看了一眼床上安睡的父亲，和旁边疲惫但不再被燥热折磨的母亲。又看了一眼记账本上缓慢但持续增长的数字，和“家庭健康基金”那个被空调和煎蛋消耗后又重新开始积累的余额。
两条路，两个世界。一个在灰色缝隙中游走，可能瞬间倾覆。一个在清贫困苦中，用最笨拙的系统、最微小的改善，一点一点地积累那些“沉默的资产”。
他选择后一条。缓慢，踏实，看得见摸得着。像清晨的那个煎蛋，像夜里稳定的凉风，像父母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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