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说：“白纸黑字，写清楚好。你不按时给，总得有个说法。”
“说法？”刘某嗤笑，“行，写就写。反正我没钱，利息有个屁用。”他最终还是没划掉这一条，或许觉得无关紧要，或许是不想再纠缠。
他拿起笔，在“债务人”后面，歪歪扭扭地写下“刘大富”三个字。字迹潦草，但能辨认。然后，他拧开那盒红印泥，用右手大拇指重重地按了一下，抬起时，指腹上沾满了暗红色的粘稠印泥。他对着纸上“刘大富”签名处旁边的空白，停顿了一秒，然后，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般，狠狠地按了下去。
“噗”的一声轻响。一个清晰、完整、边缘甚至有些洇开的红色指印，留在了粗糙的横格纸上。那红色，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刺眼而怪异，像一滴凝固的血，又像某种古老而无奈的契约封印。
接着，是父亲。他接过笔，手有些抖。他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古建国”。他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刻进去。然后，他也按了手印。红印泥沾在他粗糙、开裂的指尖，他下意识地在纸上蹭了蹭，想弄干净，却把指印的边缘抹花了一点。
老李、老王、另外两个工友，依次签字、按印。每个人的动作都带着一种相似的沉重和茫然。他们按下的，不仅是对一笔钱的追索权，更是一种对“规矩”和“说法”的最后寄托。在这个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一切靠口头和面子的行当里，这张按了红手印的纸，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像“凭证”的东西了。
古民看着那一个个红色的指印，在横格纸上连成一串。它们大小不一，纹路模糊，但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家庭年关的焦虑，一个男人被拖欠的血汗，以及一份极其脆弱的、建立在对方“怕麻烦”和“还要在这一行混”心态基础上的、随时可能被撕毁的“承诺”。
按完手印，刘某当众开始用手机银行转账。他操作得很慢，不时抱怨手续费。钱分几笔，转到五个不同的银行卡。每转完一笔，就有一个工友的手机响起短信提示音。父亲收到3080元时，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来看了一眼，迅速按灭屏幕，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
所有“40%”的款项转完，已是下午三点。工友们拿着那张按满手印的“承诺书”原件（刘某要求留复印件，被老李以“我们就这一份”为由拒绝），默默离开板房。没人说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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