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门口堵着，或者找老姚、刘经理哭闹，很难解决问题。老姚可能就是个空壳子，刘经理可能也只是个执行者，做不了主。必须找到能施加压力的关键节点，并且要有足够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古民分析道，“劳动监察投诉是最直接的途径之一，但需要证据扎实，而且流程可能需要时间。老陈等不起。也许……需要多管齐下。”
他思考着。父亲和工友们是典型的老一辈农民工，吃苦耐劳，但法律意识、维权知识和信息工具使用能力相对薄弱。他们习惯于依赖熟人关系（跟着某个信得过的包工头）和朴素的“干活拿钱”道义逻辑，一旦遇到老姚这样的包工头失信，或者陷入工程纠纷的泥潭，往往手足无措，最后容易走向极端化的群体性·事件，结果难料。
“我得过去一趟。”古民做出决定，“爸他们需要有人帮忙理清头绪，收集证据，了解正规的维权渠道。光是电话里说，不够。”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劝着你爸点，别犯倔。能帮老陈先把救命钱凑上最好，实在不行……家里还有点，先应应急。”
“钱的事再说。我先过去了解情况，看怎么最有效。”古民起身，快速收拾了一个背包，带上充电宝、笔记本、笔，以及几份空白的证据清单和委托书模板（他手机里存有常用法律文书格式）。他预感到，这不会是一次简单的调解，而可能是一场需要耐心、策略和一些现代信息工具辅助的微型“维权行动”。对手不再是巧舌如簧的保健品销售，而是更加强势、更加模糊、牵涉多方利益的建筑行业欠薪链条。
就在古民准备出门时，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父亲发来的一条语音，背景嘈杂，但父亲的声音清晰了一些，带着一丝尝试后的茫然：“小民，我们按你说的，让老陈他们几个代表进去跟刘经理谈了，开了录音。刘经理还是那套，说甲方没给钱，他们也没钱，让我们理解。还说什么工程有质量问题，要扣款……我们让他出书面东西，他又不肯。证据……我们哪有什么合同，就是口头说的，记工本倒是有，可都在老姚手里。工资以前是发现金，最近几个月才让办卡，但也没发过几次……这，这能算证据吗？”
古民听完，心头一沉。口头约定、记工本在包工头手里、现金发放、工资卡形同虚设……这些都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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