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找过刘经理一次，当时好几个人都在，吵了几句，好像有人录音了……记不清是谁了。微信群里，老姚倒是经常发明天干什么活，在几号楼。转账记录……我找找，去年底有过几次转账，是老姚转的，备注好像是‘生活费’还是‘部分工资’。”
“太好了！”古民精神一振，“这些都很重要。爸，光靠我们俩不行。被欠薪的工友有二十多个，每个人可能都掌握一点零碎的信息。我们需要把这些碎片拼起来。而且，光靠我们这代人跑腿、递材料，精力、对政策的理解、还有那些手机电脑上的操作，都有限。得把工友们的子女发动起来。”
父亲愣了一下：“孩子们？他们有的在外地，有的上班忙……”
“再忙，自己爹妈的血汗钱被黑了，也得管！”母亲在一旁插话，语气坚决，“小民说得对。你们老哥几个，凑在一起就是着急上火，想不出章程。孩子们年轻，见识多，会上网，知道怎么查东西，怎么写材料。这事，就得联合起来，老的小的一起使劲！”
古民点点头：“妈说得对。而且，工友们的子女，各行各业都有，说不定就有懂点法律、在政府部门、或者会跟媒体打交道的。人多力量大，思路也广。爸，你明天就跟那些被欠薪的、信得过的工友说，让他们联系自己的孩子，把情况说清楚。咱们约个时间，找个地方，一起开个会，当面把情况捋清楚，证据归拢，商量个办法。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地点……找个安静点的茶楼包间，或者便宜的会议室，费用大家平摊。”
父亲看着儿子眼中冷静而灼热的光芒，又看看老伴支持的态度，心中那团绝望的乱麻，似乎被理出了一丝头绪。他用力点点头：“行！我明天一早就跟他们说！”
第二天，父亲在工友群里发了消息，又挨个给几个关系近的、被欠薪数额大的工友打电话，说明了古民的想法。响应比预想的要快。被欠薪的工友，哪个不是一肚子火和愁？听说有年轻人愿意牵头想办法，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不到半天，就有十几个工友明确表示参加，并会叫上自己的孩子。
当晚，在市郊一家茶楼的包厢里，挤挤挨挨坐了二十多号人。除了父亲和七八个核心工友，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子女，从二十出头到三十五六岁不等。职业五花八门：有在公司做程序员的，有在工厂·当技术员的，有跑销售的，有在商场做导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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