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员大会结束后，古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起草一份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文件——用户赔偿方案。
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敲下标题：《关于数据泄露事件的用户赔偿方案》。然后，他停了下来，盯着光标在空白页面上闪烁，久久没有动笔。
他知道，这份方案将决定公司的生死。赔偿得太少，用户不会满意，舆论会更加汹涌；赔偿得太多，公司可能直接破产。他必须在“承担责任”和“保全公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财务负责人王姐：“王姐，你帮我算一笔账。如果我们要对五十二万受影响的用户进行赔偿，按照不同的标准，需要多少钱？”
王姐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古老师，这个数字不会小。你等我两个小时，我给你一份详细的测算。”
两个小时后，王姐拿着一份报表走进了古民的办公室。她的脸色有些凝重：“古老师，我做了三种方案的测算。”
她把报表放在古民桌上：“第一种方案，每位用户赔偿一百元。这是最低标准，主要用于补偿用户的精神损失和信息泄露风险。总金额约五千二百万元。”
古民没有说话，示意她继续。
“第二种方案，每位用户赔偿五百元。这是中等标准，除了精神损失补偿，还包括一定的风险防范费用，比如用户可以购买一年的信用保护服务。总金额约二亿六千万元。”
“第三种方案，每位用户赔偿一千元。这是高标准，除了上述费用，还包括对用户可能遭受的诈骗损失的预赔付。总金额约五亿二千万元。”
古民看着报表上的那些数字，沉默了很久。公司的账面现金只有不到三千万元，加上绿洲资本的投资，也不到六千万元。即使是第一种方案，五千二百万元的赔偿金额，也远远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
“王姐，你觉得我们应该选哪种方案？”古民问。
王姐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古老师，从财务角度来说，我建议选第一种。五千二百万，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还可以通过融资和借款来解决。第二种和第三种，会把公司压垮。”
古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让我再想想。”
王姐离开后，古民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如果选第一种，用户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敷衍？如果选第二种，公司会不会因此倒闭？如果选第三种，他会不会成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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