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道：“我并不否认，适当的自我记录和反思，对个人成长有积极作用。但我呼吁，在拥抱这些工具之前，我们应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测量自己的生活？这些测量标准是谁制定的？它们是否符合我们对‘好生活’的真正理解？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这些工具预设的价值取向，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
古民读完最后一句，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电脑，给陈教授发了一封邮件。邮件中写道：“陈教授您好，我是财富重塑实验室的古民。今晚拜读了您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当幸福成为指标》一文，深受触动。您的批评，让我反思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幸福账户’项目中的一些预设。不知您是否愿意进一步交流？我非常期待听到您的意见和建议。”
邮件发出后，古民以为陈教授不会回复——毕竟，他只是一个“做产品的”，在学术界看来可能不够格。但第二天上午，他就收到了陈教授的回复。回复很简短，只有两行字：“古先生，谢谢你的来信。我下周一下午在学校，如果你方便，可以来我办公室聊聊。”
古民回复：“好的，下周一下午见。”
周一上午，古民开车前往省城大学。他提前到了二十分钟，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所大学。校园里绿树成荫，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往来，草坪上有人坐着看书，有人躺着晒太阳。他忽然有些羡慕——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知识都是自学和工作实践中积累的。他不知道，如果自己当年有机会上大学，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下午两点，他准时敲开了陈教授办公室的门。陈教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学者，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办公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摊开着几本翻到一半的学术著作。
“古先生，请坐。”陈教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古民坐下，开门见山：“陈教授，我读了您的文章，深受触动。我想听听您对我们项目的具体批评。”
陈教授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古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幸福可以被测量吗？”
古民沉默了片刻，然后回答：“我觉得，幸福本身不能被测量，但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比如时间分配、社交频率、情绪波动——可以被测量。这些测量，可以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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