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没有深陷债务泥潭，但他们可能感到时间不够用、精力不济、关系疏离。他们希望通过一些简单的记录和反思，找到生活中的失衡点，然后主动做出调整。我们的产品，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他们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现状。至于是否要改变、如何改变，决定权在用户自己手中。”
辩论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人你来我往，从量化工具的本质，谈到技术与人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的异化，谈到个体的自主性。虽然观点不同，但双方都保持了理性和尊重。
辩论结束后，主持人请台下的听众提问。一位年轻的学生站起来，问了一个让全场安静下来的问题：“古先生，陈教授，我想问一个很个人的问题。你们自己，幸福吗？”
古民和陈教授都愣了一下。然后，陈教授先开口了：“我是一个学者，我的幸福来自于思考和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幸福的。但我也承认，我经常感到焦虑和不安——不是因为我不幸福，而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担忧。”
古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是一个创业者，我的幸福来自于创造价值。当我看到用户因为我们的产品而改善了生活时，我感到幸福。但我也承认，我不是一个‘幸福’的典范。我用自己设计的工具记录过自己的生活，发现我的生活严重失衡——工作时间过长，社交和运动时间不足。我正在努力改变。”
台下响起了掌声。这掌声，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持久，都要真诚。
辩论会结束后，古民和陈教授在后台握手告别。陈教授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古先生，今天这场辩论，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是一个愿意倾听批评的人。这一点，很难得。”
古民笑了笑：“陈教授，谢谢您的批评。它让我看到了自己思维中的盲区。我会认真反思，改进我的产品。”
陈教授点了点头，松开了手，转身离开了。古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场辩论，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它让两种不同的观点，在阳光下进行了充分的碰撞。这对于公众理解“量化生活”的利弊，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