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那种执拗。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他们回答。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你们说商税过重会导致货殖不通——朕问你们，朕制定的商税真的重吗？真重的话，他们可以不再行商，大不了往后天下所有的买卖皆由朝廷国营商品来做。”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竖起了第三根手指：“你们说与民争利——朕问你们，‘民’是谁？是金银满屋的商贾？还是那些连盐都买不起的贫民？”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只有大殿中央的几个人能听见。
但那低沉的、压抑的声音，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朕今日加的，是奢靡之物的税。”
“是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上等丝绸、名贵香料。百姓日用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朕一文钱都没有加。”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理解。但朕希望你们也替百姓想一想——朝廷有银子，才能守边、才能修路、才能保商路畅通。朝廷没有银子，谁来替你们守商路？”
殿内安静了，郑少卿的额头抵着地面，梁御史的笏板攥得指节泛白，徐郎中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像三尊被冻住的雕塑，一动不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文官队列后排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一件青色的官服，面容白净，下巴上蓄着短须。
他是山东登州人，姓孙，在户部任主事。
孙家是登州的小户人家，没有经商的背景，他之所以站出来，纯粹是因为他觉得皇帝说的那番话——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如果不补上，最终的后果可能比皇帝想象的更严重。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前三人的身后，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比前面几位年轻，带着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和急切，像是怕自己来晚了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陛下，臣亦有一言。”
“山东沿海渔村众多，渔民打鱼卖与商贾，商贾贩运至内地。”
“若商税重了，商贾减少收购，渔民的海货便烂在港口。”
“臣担忧的是——商税之重，最终会不会转嫁到最底层的人身上？”
“商人不会自己出钱，他们只会压低收价、抬高卖价。”
“陛下加税加在商贾身上，但商贾会把税摊到渔民头上、摊到织户头上、摊到茶农头上。”
“到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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